做OTC收U的朋友，多半都怕办案机关的两个问题：一是资金哪来的，二是你什么价格收的。资金来源未必好查，但收购价格几乎一查一个准，每一笔对价都清清楚楚留在链上记录和银行流水里。

但价格本身从来不是罪名，收得便宜不是罪，卖得贵也不是罪，低买高卖本来就是这类生意的商业逻辑，但在过去十几年里，价格异常始终是办案机关推定主观明知最顺手的抓手。

现在这个抓手变得松动：2024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旧解释中“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收购财物，即可认定明知”的列举式推定条款被废止，改为全案事实综合审查判断；2025年8月26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步采纳相同规则。

至此，收U卖U的价格，不再是一条可以直接推定入罪的快捷通道。

一、价格的证据地位：帮信罪仍保留推定规则，掩隐、洗钱改为综合认定

价格本身不会写进刑法罪名条文，但却是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核心事实要素。

什么是法律上的推定？简单来说：司法机关无需直接证明行为人内心确实知情，只要满足司法解释列明的客观异常情形，就可以先行推定主观明知，再交由当事人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

在帮信罪的规则体系下，这套列举式推定规则至今仍然有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司法解释列举了七种可以认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的情形，其中第三项即为“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条文同时留了口子，“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这条推定至今现行有效。

但掩隐罪、洗钱罪的裁判路径已经发生重大调整。 2025年8月26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认定 “明知”，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综合审查判断。不再设置固定的客观情形推定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同样确立了综合审查判断的裁判思路。

这一变化，也与更早的司法口径一脉相承，2022年3月最高法刑三庭、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侦局出台的《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即提出，认定主观明知必须坚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充分重视行为人的辩解，杜绝简单的客观归罪。

二、单看价格不扎眼，叠加上交易方式异常有可能致命

规则虽然已经收紧，但价格在司法判例当中的证据分量并没有就此消失，价格本身往往只是疑点，真正支撑主观明知推定的，是价格异常与交易方式异常的相互咬合、相互印证。

上海长宁的肖某案就是非常典型的样本。

肖某以高出交易所市价2分钱的价格在场外大量收购USDT，再加价5分钱对外卖出；在检察官的案件评析当中，办案机关重点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价差本身，而是整套异常的交易模式：行为人刻意绕开正规成熟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使用具有阅后即焚功能的境外隐蔽通讯软件TG对接，选择偏僻地点线下接头、直接收取现金完成交易，整体交易流程高度规避监管与监控。2023年11月，法院最终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肖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拆开这个案子就能够看得很明白：

单独看2分钱的溢价，放在USDT日常市场波动里，其实并不突兀；单纯线下见面收取现金，也可以被辩解为币圈早年就存在的场外交易习惯，可一旦两类异常叠加在一起：绕开平台交易、采用隐蔽社交工具联络、线下现金交割，再配上偏离常规的交易价格，多条线索组合起来，才形成了可以推导“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完整事实链条。

司法实务当中，几乎不存在仅仅依靠价格异常就直接认定掩隐罪明知的判例，价格更像证据链条当中的一环，它只能抛出疑问；能否最终认定主观明知，往往要看另一头的交易行为是否同步出现反常。

还要提醒一点，价格异常是双向的风险。不光是低价收U需要警惕，如果交易对手愿意以明显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向你买U，对于出U的你而言，同样是极高的刑事风险信号。

三、推定删了之后：单凭价格低，定不了“明知”

列举式推定规则废除之后，如果办案机关仅仅拿 “收购价格偏低” 这单一事实来论证行为人主观明知，在现行司法规则下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司法解释并未划定何为“明显偏离市场价格”的量化标准。没有全国统一的价差数值红线，不能简单拿一个价差数字，直接推导出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交易标的属于犯罪所得，价格高低本身受市场行情、交易规模、交割方式、供需关系多重因素影响，价差只能作为疑点线索，不能直接等同于主观恶性。

第二，“慎用推定、拒绝客观归罪”是新司法解释明确的官方裁判口径。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罗国良在解读法释〔2025〕13号掩隐罪新解释时强调，对位于犯罪链条末端、受他人指使、使用本人银行卡实施转账、套现、取现行为的，行为人很难明知是犯罪所得，对这些人认定为掩隐罪要特别慎重；在涉银行卡案件中，还要防止不考虑犯罪主观要件，仅因转款、套现、取现行为可疑即一律认定为掩隐罪的“一刀切”做法。这一审慎裁判的精神，同样适用于涉币类案件。

第三，司法实践中，也有可以印证该规则的真实办案实例。京都律师事务所2026年7月对外公布的一起经办辩护成功案例中，侦查机关最初以当事人低价收购USDT、使用非本人账户转账为由，试图推定其主观明知。辩护律师提交完整银行流水予以反驳，证明当事人收购U的实际支出高于收款金额，客观上几乎没有获利，案涉价差仅属于虚拟货币正常市场波动，该案最终以没有犯罪事实作出撤销案件处理。

说明：该案的无罪结果，是“价差属于市场正常波动”这一核心事实支撑，并非因为 “没有获利才无罪”。掩隐罪并不以行为人获利为成立条件，即便交易存在正常合理的差价收益，只要能够作出合乎商业逻辑的解释，同样不能仅凭价格直接推定主观明知。

律师观察

第一，交易发生之时，要主动留存能够解释价格“正当理由”的证据。平台挂单截图、实时行情记录、完整议价聊天记录、自有资金来源凭证，这些材料在交易当下看起来只是普通的业务习惯，但一旦卷入刑事调查，就是反驳主观明知的关键证据。

第二，重点警惕价格异常与交易方式异常同时出现的业务订单。同样是略低于市场行情成交：在正规平台内完成交易，风险相对可控；但对方要求略低于行情，同时提出线下现金交割、避开平台留痕，后者的刑事风险会成倍放大。

第三，一旦被办案机关调查，要按照新司法解释的口径开展回应。不要陷入“我的收购价格确实偏低”的被动辩解思路，应当重点围绕价格异常是否具备合理解释、交易反常点能否被正常商业逻辑排除展开陈述，把新解释“慎用推定、综合全案认定明知”的规则运用到辩护应对当中。

便宜的U和贵的U本身不是原罪，说不清价格背后合理缘由，才是真正的刑事风险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