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实录｜虚拟币合约"吃客损"，是诈骗还是开设赌场？

一起虚拟币平台诈骗案的罪名之辩、数额之辩与层级之辩

文 / 路昊鑫

引言：看守所里的第三次会见

周四清晨六点半，我驱车从上海前往江南某县级市看守所。这是我接受委托以来，第三次会见当事人。

隔着会见室的铁窗，他比上次又瘦了一圈。他说：

“律师，我这次想清楚了，我要把事实原原本本说清楚。”

从被抓获至今，他在六次讯问中始终保持零口供。不是他不知道“认罪认罚”可能换来从宽处理，而是他始终觉得，自己背了一口不该背的锅。

回程的高速上，我想了很久。这个案子真正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当事人是否愿意说出实情，而在于三个核心问题：

这个平台究竟是诈骗工具，还是网络赌场？
这个所谓的“老师”，究竟应当承担多少犯罪数额？
他在整个犯罪层级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第一个问题决定罪名，可能意味着十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差距；第二个问题决定犯罪数额，可能意味着几十万元与几百万元之间的差距；第三个问题决定主从犯地位，可能显著影响最终量刑。

三个问题叠加在一起，最终的量刑空间可能相差十几年。

这篇文章，就是我围绕这三个问题交出的答卷。

为保护当事人及其他涉案人员隐私，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或者角色称呼，办案单位及具体地名亦予以隐去。

一、案情还原：一个“老师”的入局与出局

平台如何运作

案件涉及两个虚拟币合约交易平台，分别以“A平台”和“B平台”代称，实为两个境外小型交易平台。

平台的基本运作链条如下：

老板 → “老师”（大组长）→ 组长 → 业务员 → 客户

具体运作方式是：

老板老袁从某介绍人处对接平台方，取得平台接口，然后组建团队，并将团队划分为四个层级。

业务员先在大型正规交易所低价挂单出售USDT，以此吸引潜在客户，并从中筛选具有虚拟币投资意向的人。随后，业务员通过包装好的人设添加客户微信，先在正规平台上带领客户交易盈利，以此建立信任。

当客户对业务员产生信任后，业务员再将客户“切换”到A平台或者B平台，引导其进行高杠杆虚拟币合约交易。

平台通常提供200倍至300倍的超高杠杆。在这一杠杆水平下，即使市场行情只是正常波动，客户也可能迅速爆仓。平台和业务团队则按照约定比例，从客户的亏损中获取分成。

这种模式在业内被称为“吃客损”。

当事人处于哪个层级

我的当事人被指控为“老师”级人员，也就是所谓的大组长，可以获得客户亏损金额15%的提成。

但卷宗材料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

2025年7月左右，他被老板老袁拉入团队，随后招来几名老乡参与业务。这些人在他手下只工作了一两个月，便陆续离开。在此期间，他们没有促成任何一笔交易，也没有产生任何业绩。

这些人离开后的去向，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有人投靠了另一个完全独立的大头目，脱离了老袁的利益链条；
有人自己组建团队单独经营，相关业绩直接与老袁结算；
有人的资金从未经过我当事人的账户；
还有部分人员连同其组员均未归案。

也就是说，如果严格按照“谁管理的团队、谁对管理期间产生的业绩负责”的标准计算，真正能够归责到我当事人名下的客损金额几乎为零。

但本案却将这些人员离开以后产生的业绩，全部计算到了我当事人头上。

依据是什么？

仅仅是老板老袁的一句话：

“他是我最早找来的老师。”

数额归责不能无限延伸

我提出的辩护逻辑是：

组织型犯罪中的数额归责，应当以行为人实际参与管理的期间，以及其直接管辖范围内产生的业绩为限。相关人员离开后独立运作产生的业绩，如果缺乏资金交集和管理隶属关系，不应计入原管理人员的犯罪数额。

这里存在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

“最早被找来”不等于“需要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负责”。

一个人招来的成员后来离开了原团队，开始独立经营，甚至投靠了其他大头目。如果仍然要求最初的招揽者对这些人员离开后的全部行为负责，就等于让一个“介绍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种归责方式，在共同犯罪理论中缺乏依据，也不符合罪责自负原则。

这正是整个数额辩护的逻辑起点。

合规提示：虚拟币合约交易在我国境内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本文仅从刑事辩护角度讨论案件定性问题，不构成对任何相关交易行为的合法性背书。

二、罪名之辩：诈骗，还是开设赌场？

本案目前以诈骗罪定性。

按照指控的涉案数额，如果被认定为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

我的主要辩护方向，是争取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开设赌场罪。开设赌场罪即使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法定最高刑一般为十年有期徒刑，与诈骗罪的量刑空间存在明显差异。

我知道改变罪名的难度很大，但有些问题如果不争，就不会存在任何改变的可能。

为什么说这个平台更像赌场

第一，多数客户爆仓并非后台控制所致

卷宗中多名同案人员的供述共同指向一个事实：

平台上的主流虚拟币，包括比特币和以太坊，其行情走势与大型正规交易所基本一致。

平台虽然具备通过“专属币”插针、调控行情的能力，但实际使用次数很少。

有同案人员供述：

“做这个容易引起客户怀疑，太冒险了。”

还有人明确表示：

“我们自己组从来没有碰到过。”

那么，客户为什么会爆仓？

主要原因是200倍甚至300倍的超高杠杆。

另一名同案人员供述：

“正常情况下，行情稍微有一点波动就爆仓了。”

再加上业务员刻意引导客户重仓交易、不设置止损，任何一次正常的市场波动，都可能导致客户仓位迅速清零。

这与诈骗罪通常要求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的因果链条并不完全吻合。

客户亏损的直接原因可能是：

超高杠杆＋重仓交易＋未设置止损＋正常市场波动。

从这一角度看，损失更接近高风险交易结果的实现，而不完全是欺骗行为直接导致的结果。

第二，平台允许客户小额提现

对于2000U至3000U以下的盈利，客户可以正常提现。

这与完全不允许提现、直接占有全部资金并关闭平台的纯诈骗模式存在区别。事实上，确有部分客户在盈利后成功提现并离开平台。

赌场同样可能允许参与者赢钱离场。赌场主要依靠概率优势和抽头获利，而不是将参与者的全部资金直接扣留。

第三，“吃客损”与赌博行业的部分经营模式相似

在本案模式中：

平台提供交易场所，类似于赌场提供赌博场所；
业务员引导客户进行交易，类似于人员引导下注；
平台从客户亏损中分成，类似于赌场抽头渔利。

同案人员也曾供述：

“客户自己也是有赌性的，看中了高倍率、高杠杆，觉得能赚到更多的钱。”

如果客户明知交易具有高风险，仍然自主决定入金和交易，而平台主要通过概率优势和客户亏损获利，那么相关模式就具有一定的赌博属性。

第四，欺骗行为未必足以支撑诈骗罪的核心因果关系

业务员确实存在包装人设、发送虚假盈利截图等欺骗行为。

但这些行为也可能更接近赌场中的“托”和拉客手段，即通过虚假宣传吸引他人参与，而不一定直接决定客户的每一次财产处分及最终损失。

本案中还存在以下事实：

客户入金具有一定自主性；
具体交易指令由客户操作或者确认；
行情波动具有客观性；
部分客户确实盈利并成功提现。

如果上述事实能够得到证据证实，诈骗罪所要求的欺骗行为、错误认识、财产处分和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就可能并不完整。

换一个角度思考：

如果一个赌场使用“美女荷官”或者“拉客托儿”招揽赌客，赌客最终输钱，通常不会仅因存在虚假宣传便将整个赌场认定为诈骗平台，而是需要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具有赌博活动的实质特征。

本案平台可能扮演的，正是类似于“线上赌场”的角色。业务员包装人设可能只是拉客手段，“吃客损”则接近抽头获利。

如果不对交易行情、后台控制能力、提现规则和客户交易自主性进行具体审查，而直接将其认定为诈骗平台，在定性上可能过于简单。

罪名辩护面临的现实风险

这一罪名辩护方向同样存在明显风险。

首先，业务员实施虚假宣传、包装身份等欺骗行为是客观存在的。

其次，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虚假平台＋业务员诱导＋客户亏损”的案件，通常存在按照诈骗罪处理的惯性。

再次，平台对2000U以上提现设置限制，也可能被作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

因此，我将罪名辩护作为主要方向，同时也准备了其他递进式辩护方案。

即使最终未能改变罪名，围绕平台运行模式、行情控制能力和客户损失原因所作的论证，仍然可以为后续的罪轻辩护打下基础。

三、数额之辩：他的“业绩”究竟应当如何计算？

即使诈骗罪名最终成立，犯罪数额也必须计算清楚。

这是罪轻辩护的第一道防线。

现有卷宗缺少哪些证据

目前，卷宗中的证据尚未收集齐全。

侦查机关已经发出调取证据通知书，拟调取数十名涉案人员的微信、支付宝、银行账户流水，以及某大型虚拟币交易所的交易数据，同时申请调取涉案平台的后台数据。

但现阶段，调取证据通知书已经附卷，真正的数据材料却没有附卷。

卷宗中缺少：

完整的平台后台数据；
银行账户流水明细；
虚拟币交易所账户数据；
实际分成和结算记录；
司法会计鉴定报告；
审计报告。

现有被害人损失金额，主要依据被害人本人陈述和少量转账截图进行统计。

部分被害人甚至表示：

“有十几万元现金直接汇给了U商，这些都没有记录了。”

在缺少完整资金流水和专业审计材料的情况下，相关金额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仍然需要结合后续补充证据进行判断。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被害人由不同业务员对接，而这些业务员又分属于不同大组长管理。

谁对应哪个业务员，哪个业务员对应哪些被害人，被害人的亏损应当归入哪个团队，卷宗中没有形成清晰、完整的对应关系表。

如果只是将某名被害人自行陈述的损失金额，机械地归入某个“老师”名下，既不符合刑事证据规则，也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四类数额不应计入

即使最终能够核实总体损失数额，以下四部分也不应计算到我当事人名下。

团队成员在其管理期间没有产生业绩

相关七八名人员在我当事人手下工作的一两个月内，没有促成任何交易，也没有发展出有效客户。

这段期间不存在应当归责于我当事人的犯罪数额。

如果将这段期间所谓的“组内业绩”计入，就等于认定了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犯罪事实。

离开后独立经营的业绩单独结算

三名人员离开后，各自组建团队，相关业绩直接与老板老袁结算。

资金不经过我当事人的账户，管理上也不再隶属于我当事人，其后续产生的业绩不应重新计算到我当事人名下。

老板老袁本人也曾供述：

“我按照截图和这几个老师结算。”

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是与“这几个老师”分别结算，而不是由某一个老师统一管理和结算全部人员的业绩。

既然结算关系相互独立，相关业绩原则上也应分别归属。

组长和组员均未归案，业绩无法核实

有一组人员离开后自立门户，但该组组长和全部组员均未归案。

相关人员的实际经营时间、客户数量、交易金额和资金流向均无法核实。

如果连人员身份和基本活动情况都没有查清，就难以将所谓业绩归责到我当事人名下。

已经脱离原有体系的业绩更不应计算

其中一名离开人员直接投靠了另一个完全独立的大头目。

其带领的三个小组与老板老袁之间不存在资金联系和管理关系，与我当事人之间更不存在管理或者分成关系。

这一部分客损是否属于本案范围本身就需要审查，更不能直接计入我当事人的犯罪数额。

数额辩护的基本公式

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参与骗取的财物数额为基础。对缺少客观证据、缺少审计材料、缺少资金流水或者关联性无法查明的部分，应当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予以核减。

三名关键人员尚未到案

更为关键的是，能够说明团队层级和业绩归属的三名核心人员，目前均未归案，包括：

脱离原有体系后独立经营的人员；
离开后自立门户的组长；
被其他人员称为“主管”的关键人物。

这些人员未归案，意味着部分团队关系、管理范围和业绩归属尚未查清。

不能仅凭老板老袁一个人的供述，就将多名人员的业绩全部归入某一个“老师”名下。

四、层级之辩：主犯还是从犯？

谁能够直接指认他

我逐一审查了全部同案人员的供述，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能够直接指认我当事人为“老师”的，只有老板老袁一人。

而老袁作为老板，具有一定的推卸或者分散责任动机。将部分组织和管理责任归到下属身上，客观上可能有利于减轻其自身责任。

其他几名被认定为“老师”级别的人员，在多次讯问中，没有一人直接提到我当事人的真实姓名。

其中一名同案人员曾提到：

“强哥，具体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如果连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无法确认，这种表述能否作为对我当事人的有效指认，需要谨慎审查。

更值得关注的是，老袁的供述还存在明显矛盾。

谈及我当事人管理的团队数量时，他一会儿称“一个组”，一会儿又称“四个组”，前后表述并不一致；但谈到所谓“15%的提成比例”时，他却表现得异常明确。

这种重指控结论、轻基础事实的供述特征，应当引起重视。

卷宗中有19项所谓指向我当事人的证据，但均为言辞证据，没有客观书证、电子数据或者银行流水予以印证。

这样的证据体系，尚不足以当然支撑主犯认定。

他不掌握哪些核心事项

判断一个人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主犯还是从犯，不能只看其被冠以什么称谓，更要审查其是否具有实际控制力和决策权。

结合现有材料，我的当事人并不掌握以下核心事项：

不是犯意提起者。 是老板老袁主动找到他，而非由他发起或者策划相关业务。
不掌握平台资源。 平台对接人通过即时通信软件与老袁单线联系，他并不清楚平台方的真实身份。
不掌握境外沟通渠道。 他没有与境外平台或者其他境外涉案人员直接沟通的渠道。
不掌握整体资金分配。 全部资金由老板统一安排，他只负责将自己收到的部分款项转发给下层业务员。
不掌握核心业务环节。 商户由老板注册，引流资金由老板提供，办公场所租金由老板支付，财务统计也由老板负责。

从这些事实看，他并不掌握平台资源、资金、人员和核心业务决策权。

管辖范围较小，部分人员已经独立

将几名所谓“老师”的实际管理范围进行横向比较，差异更加明显。

有人管理五六个小组，有人管理七八个小组。而对于我的当事人，现有证据甚至无法明确证明：

他究竟管理多少个小组；
具体组长分别是谁；
各组业务员名单是什么；
各组业绩如何归属。

同时，他早期招来的部分人员已经独立经营，与他在资金和管理上完全脱离。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关于从犯的规定，主张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对次要或者具有辅助性质。

对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部分量刑规范中，从犯地位可能对基准刑产生较大影响。

五、写在最后

这个案子让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

当一个平台的运作模式介于“诈骗工具”和“赌场”之间，当一个人的实际作用介于“主犯”和“边缘参与者”之间，当一份数额认定介于“精准审计”和“道听途说”之间，辩护律师应该做什么？

我的答案是：

在不确定中，为当事人争取每一个能够确定的事实。

罪名存在争议，就争取一个更符合行为实质、法定刑更轻的罪名；数额存在疑问，就争取核减缺少证据支持的金额；地位存在争议，就争取从犯认定。

不是每一步都一定能够争取成功，但每一步都值得依法提出。

刑事辩护的意义，不在于承诺案件一定能够翻盘，而在于让公权力在每一个办案环节接受证据和法律的检验，让每一名当事人的命运多一次被认真审视的机会。

本案的三层辩护包括：

罪名之辩打底；
数额之辩防守；
主从犯之辩托底。

这三个层次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形成了一条递进式的辩护路径：

如果罪名无法改变，就通过数额辩护争取降低量刑基础；如果数额难以大幅核减，就通过主从犯地位争取进一步从宽。

一层接着一层，每一层都在为当事人争取更合理的量刑空间。

这种“三段式递进辩护”的思路，也值得办理同类案件的同行参考。

那个在看守所里对我说“我要把事实说清楚”的人，等待的也是这样一次机会。

六、题外话

从事刑事辩护工作久了，会发现一个规律：

案件越复杂，越容易在定性问题上产生争议。

同一种行为，如果适用不同罪名，量刑结果可能相差十年甚至更长。

因此，只要存在罪名辩护的合理空间，即使成功概率不高，也值得把其中的事实和法律逻辑讲清楚。

即便最终罪名没有改变，充分的定性论证也可能使法官在量刑时更加审慎。

我还有一个体会：

在组织型犯罪案件中，一张清晰的层级关系图，可能比一句孤立的口供更有价值。

这个案件中，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梳理团队架构、人员去向和业绩归属。

最后发现，真正具有证明价值的，未必是某个人的某一句供述，而是一张完整的人员流向图：

谁在什么时间加入；
谁在什么时间离开；
离开以后去了哪里；
后续归谁管理；
与谁结算；
资金经过谁的账户。

口供可能发生变化，但人员流向、资金关系和时间线不会轻易改变。

因此，在办理组织型犯罪案件时，建议先画图，再分析。

最后，也想给办理虚拟币类案件的同行一个建议：

不要轻易被“诈骗”两个字限制思路。

同样是“平台＋吃客损”的模式，究竟构成诈骗罪还是开设赌场罪，量刑结果可能相差十年以上。

应当重点查明以下事实：

平台行情是否与真实市场行情一致；
平台使用的杠杆倍数；
客户是否可以正常提现；
平台是否能够控制交易结果；
后台调控手段是否实际使用；
客户是否明知风险并自愿参与；
欺骗行为与财产损失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这些事实决定案件罪名，罪名决定刑期，而刑期决定的是一个人此后十几年的人生。

七、法律依据、司法解释与参考案例

（一）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开设赌场罪

开设赌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从犯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

1.《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

对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从中抽头渔利等行为，依法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

2.《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