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26年第45篇普法文章。今天分享的是,我也一直在困惑的,东京审判过去了快80年了,如果按照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算的话,是不是已经过了追诉时效?我们国家为什么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证据?
78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试图为战争画上句号;78年后,随着侵华日军“异种输血”实验记录的曝光、伯力审判档案的移交以及新加坡纪录片的播出,我也很好奇,历史的伤口为什么要再次被撕开?于是整理了以下文章:
一、被“交易”的正义:东京审判留下的致命漏洞
1948年,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时,正义本身已留下了巨大的黑洞。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曾痛心指出,对天皇制的保留让日本“错失了彻底反思的机会”。
\1. 天皇免责:战争责任的“断头台”
出于冷战的政治需要,麦克阿瑟决定保留天皇制,将昭和天皇塑造成“被动君主”。这一决策切断了追究国家最高统帅责任的链条。东条英机顺势将罪责推给“少数军阀”,导致日本社会形成了“既然天皇无责,平民更无需反省”的畸形心理。
\2. 731豁免:美日之间的肮脏交易
这是二战史上最黑暗的契约。美国以“获取细菌战数据”为筹码,庇护了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免于起诉。苏联要求引渡战犯进行审判的请求被美方驳回。这笔交易不仅掩盖了惨绝人寰的反人类罪行,更向日本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只要筹码足够,反人类的罪行是可以被豁免的。
\3. 帕尔异议:被武器化的法理盾牌
印度法官帕尔的“全体无罪”异议,本意是完善程序正义,却被日本右翼断章取义。他们刻意忽略帕尔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承认,将其包装成“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报复”的法理依据。
二、追诉时效之谜:国际法“永不过期”与国内法的边界
你有没有也像我一样想过,78年过去了,就算找到了新证据,还能把死人送上法庭吗?
这里涉及两个维度的法律逻辑:国际法的永恒追责与国内法的时效限制。
\1. 国际法:核心罪行无时效
许多人和我一样,习惯用国内法概念去套国际法,这是一个误区。
联合国1968年《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明确规定:无论犯罪日期为何,此类罪行均不适用法定时效。 这一条款具有溯及力,专门针对二战遗留罪行。如今,这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习惯国际法。也就是说,731部队的罪行在国际法上是永不过期的。
\2. 我国刑法:时效规则与例外
而在我国国内法体系中,犯罪是有时效的。根据《刑法》第87条,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期为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但是,有两个关键例外至关重要:
- 立案后不受限: 《刑法》第88条规定,在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以后,犯罪分子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命案必追”。
- 追诉中断: 在追诉期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期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
\3. 为什么731难走国内刑事程序?
虽然我国刑法有无时效限制的条款,但由于731罪行发生在1945年之前,而我国现行刑法1979年才颁布,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无法直接适用当年的国内刑法进行追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国际法层面的追责——因为国内法的时间限制,恰恰凸显了国际法“无时效”原则的珍贵。
三、铁证如山:2026年的新发现与旧伤痕
尽管重启审判困难重重,但2026年接连曝光的证据链,彻底封死了右翼“无证据”的狡辩空间。
\1. “异种输血”实验记录曝光
2026年6月,日媒披露了1940年日军军医会议报告:侵华日军曾在1938年秋季,多次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异种输血”实验,对象达23人。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战败时曾试图销毁这些人体实验证据。
\2. 新加坡纪录片《揭秘731部队》:国际视听破冰
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采访了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相关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海外网民评论一针见血:“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
****\3. 伯力审判档案的最终移交
2025年底,俄罗斯向中方移交了完整的伯力审判侦讯档案。这批档案首次公开了战前侦讯全过程,锁定了12名核心战犯,他们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供认不讳。这批档案与中国境内的遗址遗存互补,无可辩驳地证明了731部队的暴行是国家犯罪。
\4. 新证据与“再审”的可能性
在国内司法实践中,“新证据”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关键钥匙。《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如果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且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虽然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无法直接依据新证据在日本法院重启对731战犯的刑事审判,但这些新证据在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它们可以用于确认战争罪事实,支撑受害者遗属在国内外的民事索赔诉讼,并成为国家间外交与法律斗争的基石。
正在坚持索赔的几类人:
- 细菌战(731)受害者及遗属——以浙江义乌/常德 survivors 为代表,王选任原告团团长,1997年起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至今未果。
- "慰安妇"受害者及遗属——山西盂县群体(已故万爱花、张先兔等由其子女继承)、韩国"正义记忆连带"组织,张双兵30余年持续推动。
- 强征劳工(中国人/朝鲜人)遗属——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部分与日本企业(三菱材料、西松建设)达成和解,但对日本政府索赔仍被驳回维持诉讼中。
- 毒气弹/化学武器受害者——黑龙江敦化、齐齐哈尔芥子气受害遗属,苏向祥律师代理,要求日本政府清除遗留化武并赔偿。
四、新证据的“破壁”意义:击穿否认的逻辑闭环
很多人问:人都死了,找这些发黄的档案有什么用?用处就在于,除了民间索赔用途外,这些新证据精准打击了日本右翼赖以生存的“否认流水线”。
\1. 封堵“无证据”的狡辩
右翼洗白的第一个套路永远是:“那是战胜国编造的”“没有一手证据”。异种输血记录是日本军医会议自己写的,伯力档案是战犯亲口供认的。用施暴者自己的刀,来削掉撒谎者的把柄。证据每增加一份,“侵略不存在”“实验是谣言”的翻案空间就缩小一寸。
\2. 粉碎“国家无责”的幻想
美国当年的“免罪交易”试图让国家责任随着战犯的个人豁免而一笔勾销。但新证据的出现,特别是新加坡纪录片带来的国际舆论压力,让日本政府无法再躲在“无管辖权”或“时效已过”的盾牌后面。这些铁证夯实了日本国家责任(道歉、赔偿、教育)的法理基础。
\3. 还原“国家犯罪”的本质
过去的争论常围绕“是个别士兵失控还是国家行为”。伯力档案与军医会议的结合,清晰地展示了从顶层决策到基层执行的完整链条。这种定性,是彻底否定右翼“自存自卫”美化论的关键,在政治和经济角度的意义非常重大。
五、追着不放的终极目标:为了不被篡改的未来
我们紧追80年前的旧账,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悲剧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形式重演。追着不放,是为了赢得和平发展的未来。
\1. 警惕“先洗白,后扩军”的危险路径
历史给出了清晰的预警:一个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重新武装,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今天日本右翼的操作路径非常清晰:否认东京审判 → 修改和平宪法 → 突破军备限制(2026年防卫预算已突破GDP 2%)。我们强调历史,就是要在日本滑向“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设置路障。
\2. 打破“耻感文化”的沉默螺旋
日本文化的“耻感”特质,使其更关注“暴露耻辱”而非“反省罪恶”。持续不断地拿出新证据,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建前”(表面)与“本音”(真实)的分裂,迫使日本社会直面加害事实,从而在根本上瓦解军国主义复活的社会心理基础。
\3. 守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
东京审判不仅是历史审判,更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石。否定东京审判,本质上就是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我们坚持寻找证据、坚持发声,是为了捍卫“侵略有罪”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有底线守住了,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才有保障。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当731部队的试管与帕尔的法槌被工具化,当天皇的免责状成为右翼的通行证,人类更需坚守:正义的残缺终将孵化出新的恶魔。
唯有持续揭露真相,才能阻止日本在“受害者”与“加害者”的错位中,再次滑向深渊。
历史的审判从未结束——它在每一代人选择铭记或遗忘的瞬间重生。
【参考文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7、88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53、254条。
- UN GA Res. 2391 (XXIII), Convention on the Non-Applicability of Statutory Limitations..., 1968.
- 中央档案馆编:《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史料——伯力审判档案选编》,中华书局,2026。
-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答记者问(2026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