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tom 诉 Multichain：加密资产损害赔偿估值

1 我所审理的本案涉及对因范托姆基金会有限公司（“原告”）针对两名被告——多链基金会有限公司（“第一被告”）和多链私人有限公司（“第二被告”）——取得的缺席判决（“该缺席判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的评估。为便于理解，原告于2024年1月30日取得了该项缺席判决，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还作出了如下裁定：

2 为完整起见，该缺席判决亦处理了其他附带性问题，包括费用承担及利息支付等事项。然而，上述问题与本案无关，故我在此不再予以进一步提及。

3 基于本判决所阐述的理由，并经听取原告陈述后，我就损害赔偿请求判令原告获赔58,620.55美元，就FTM相关请求判令原告获赔2,129,250美元。下文将说明，上述金额即为原告在本案中向我提出的索赔数额。

4 似乎高等法院关于该缺席判决的裁决（如上文[1]所述）已在加密货币领域引起了相当关注。例如，某网站曾指出，在该缺席判决公布之时，FTM价格创下了2024年新高。1 脚注1 × 参见，例如：https://www.fxstreet.com/cryptocurrencies/news/fantom-price-rallies-after-ftm-foundations-legal-win-against-multichain-foundation-202403051219 因此，该裁决的作出很可能引发不容忽视的市场波动。面对此种市场波动，相关市场主体有必要全面了解本院在损害赔偿评估方面的裁决内容。为此，我决定以透明度为宗旨发布本判决，旨在详尽阐明本案事实及我在作出损害赔偿评估时所考虑的各项因素。同时，我也认为有必要就加密货币估值普遍存在的固有挑战略作评述。

5 为求周全，我需强调，由于被告未参与本案诉讼程序，本判决中有关本案争议的事实主要依据原告之主张。

6 原告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豁免担保有限公司。原告开发并运营“Fantom Opera Chain”，这是一个用于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应用的开源智能合约平台。简而言之，加密货币是一种数字资产，但其金融价值因加密货币的类型和形式而存在巨大差异。通俗地说，加密货币是一种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通常由储备银行或中央政府背书不同，它存在于网络上，并通过区块链进行验证和记录。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表面上）不可篡改的加密数字账本系统。

7 在网络空间中存在多种类型的加密货币，但就目前目的而言，以下四种形式尤为重要：

8 第一被告Multichain Foundation Ltd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担保有限公司。其业务之一是允许用户创建并赎回封装代币——该公司运营一种跨链桥及路由器协议，作为连接不同区块链网络之间互操作性的桥梁（“Multichain Bridge”）。广义而言，Multichain Bridge提供了一个平台，使用户能够在原本流动性较差的各类加密货币之间进行交易。其运作方式为：将某一侧区块链上的加密货币（即“源资产”）锁定，并在另一条区块链上释放等值的第二种加密货币的封装代币，以供使用和交易。源资产实质上充当了第二种加密货币数字等价物的价值担保，从而使该数字等价物理论上能够自由流通，并因此在另一条区块链上以较为流动的方式进行交易。当数字等价物被返还时，相应的加密货币担保亦随之解除。用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这一生态系统，尽管可能存在过度简化之嫌，该过程类似于一张借据。

正如原告的法律顾问（同时也是原告证人之一）Eliahu Bernstein先生所言，一方将其资产存入Multichain Bridge的某一条区块链上并予以锁定，而在另一条区块链上，Multichain Bridge则发放等值资产，这些资产随后可作为封装资产进行交易（实际上就是那张借据）。原始资产的锁定只有在借据被归还时才能解除（至少理论上如此）。

9 第二被告Multichain Pte Ltd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担保有限公司。第二被告的角色重要性将在后文详述（参见下文第[17]段）。

10 原告所主张的损害赔偿主要源于其根据与第一被告签订的三项独立协议（统称为“协议”）而损失的若干加密货币资产。其中仅有前两项为书面协议，最后一项则系原告依据行为模式推断得出的协议。

11 第一项协议为原告区块链与第一被告平台（即Multichain Bridge）的整合协议（以下简称“整合协议”）。该整合协议允许多种加密货币接入第一被告的网络，其中包括三种稳定币，即USDC、USDT、DAI，以及两种涉及知名加密货币的封装代币，即WEth（Wrapped Ethereum）和WBTC（Wrapped Bitcoin）。鉴于该安排与本案争议无关，此处不再赘述具体细节；仅需指出的是，该合作已于2020年11月11日由第一被告通过Medium.com发布公告予以披露。2 注脚2 × 参见https://medium.com/multichainorg/anyswap-will-go-live-on-fantom-mainnet-on-november-11th-3e5a4fb8ddf0。

12 《整合协议》由一份用户协议（“用户协议”）予以补充。用户协议载明了使用Multichain桥的各项条款与条件。原告主张，用户协议中的关键条款包括如下内容：3 脚注3 × 诉状第29段。

13 根据上述两项协议，截至2023年7月6日，原告将源资产存入Multichain桥，以在另一侧创建或铸造等值的封装资产。当时，这些存款合计约相当于61,829.70美元。截至该日期，这些存款（当时作为抵押品被锁定，以便在另一端释放等值的封装资产）的具体明细如下：

14 在双方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与第一被告还曾开展一项交易惯例，即原告应第一被告之请求分批定期向其提供流动性（“流动性便利”）。简言之，这是一项商业安排：第一被告（通过其代表）偶尔会要求原告在Multichain桥的Fantom Opera链一侧提供FTM；作为回报，第一被告应在以太坊区块链一侧向原告交付等值的FTM（ERC-20）。该安排旨在提升Multichain桥上涉及FTM及FTM（ERC-20）交易的流动性。因此，2023年4月14日，原告依据该流动性便利向Multichain桥转入了417.5万枚FTM。然而至今，与关于该流动性便利的既定安排相悖，这417.5万枚FTM仍未返还给原告。

15 2023年7月7日，在一次国际广泛报道的安全漏洞事件（“安全漏洞”）中，价值超过1.27亿美元的资产从Multichain桥钱包中被转移至多个其他加密货币钱包，其中包括前述[8]所述形式的“源资产”。据Eliahu Bernstein先生称，被转移的资产金额甚至高于上述所描述的数额；但关键在于，由于这些资产被大量抽离，第一被告实际上已无任何具有实质价值的资产。随后数日内，又发生了多起针对部分相关资产的二次转移，致使这些资产几乎难以追踪。原告主张，上述转移行为导致了前述[13]所列资产的损失。原告认为，此次安全漏洞之所以发生，系因第一被告的首席执行官对存储于Multichain桥内的加密货币资产拥有最终权限与控制权。第一被告亦曾在其Twitter（现更名为X）上的公开帖文中承认了这一点。此举显然违反了原告所主张的用户协议中的核心条款，即Multichain桥由去中心化的、安全可靠的MPC节点所管控，且不具备单人控制的能力。

16 鉴于上述所称情形，原告于2023年9月18日提交了HC/OC 621/2023案（“立案日期”）。2024年1月30日，原告就损害赔偿请求及FTM请求获得了缺席判决。

17 虽然诉状中列明了诸多其他诉讼理由，但原告主张的核心要点在于：第一被告违反了用户协议，尤其是未能确保多链桥具有去中心化且安全的特性，使其无法被单方控制，并对此作出了虚假陈述。此外，原告还将第二被告纳入本案，其依据如下：第二被告于2023年7月7日安全漏洞发生前夕突然成立；第二被告与第一被告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二者由同一名董事兼股东（即何晓坤）持有；以及原告认为，被盗取的资产可能已被非法转移至第二被告名下。我重申，对于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是否参与上述行为的实体性认定，本人并未作出任何判断。这些主张的实体问题并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尽管如此，根据2024年1月30日HC/OC 621/2023案所作出的缺席判决，各被告仍应对原告承担相应责任。兹此特别说明上述情况，旨在阐明本案的相关背景。

18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本案提交至我处，以进行损害赔偿的评估。正如我在上文[1]中所指出的，该评估包含两个方面：损害赔偿请求及FTM请求。在评估损害赔偿金额时，我注意到，本院已明确指出，法院是否采纳对加密货币所作的任何估值，均应如同对待任何其他类型资产（无论其是否为传统资产）一样，取决于呈交于法庭的证据；参见“Hodlnaut Pte Ltd案”[2023] SGHC 323第[11]段。基于此，现就两项请求逐一予以处理。

19 损害赔偿请求源于原告持有的存款，具体见上文第[13]段所列表格。实质上，原告寻求的损害赔偿系基于2023年7月6日（即上述第[15]段所述安全漏洞发生前）多链协议一端所担保的源资产价值与目前其持有的包装资产（即上述第[8]段所述银行类比中的期票）之差额。如前述第[8]段所述，包装资产的价值由源资产的价值决定。然而，由于第一被告已于2023年7月7日耗尽了源资产，包装资产的价值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原告主张，截至2023年9月18日，包装资产的价值可分解如下：

鉴于作为包装资产基础价值的源资产已被完全掏空，人们不禁会合理质疑：为何截至2023年9月18日，包装资产仍存有3,209.12美元的残值？在本人庭审中被问及此问题时，埃利亚胡·伯恩斯坦先生作证称，尽管从技术上讲包装资产已无任何价值，但由于市场定价中计入了部分损失可能得以挽回的偶然性，故市场仍赋予其一定的投机性残值。4 脚注4 × 2024年6月3日会议记录第7页及第15页。

20 严格而言，上述表格中两个参考时点之间的账面价值差额为58,620.55美元。该金额低于原告最初主张的数额，因为初始诉请金额须适当扣减，以考虑包括手续费以及加密货币兑换成法定货币的成本等因素。原告在本人庭审中对此扣减表示认可。5 脚注5 × 2024年6月3日会议记录第6页。在同一庭审中，还曾就实际索赔金额是否应为58,620.58美元（因上述第[19]段表格中某项计算错误所致）而非58,620.55美元展开讨论，但本人决定以较小的数额为准，因为在本人看来，对仅3美分的差异过分纠结并无实际意义。

21 原告主张，就其损害赔偿请求判赔58,620.55美元具有正当性，原因在于如前所述，评估补偿性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是使原告恢复至若未发生违约时所处之状态。依本案事实，原告认为这意味着将其置于一种仿佛2023年7月7日源资产并未被耗尽的状态。换言之，索赔金额应为2023年7月6日包装资产的价值减去2023年9月18日的任何残值。

22 本人赞同原告关于法律适用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原告实质上请求法院以违约发生之日为基准评估价值损失，这亦是新加坡有关合同违约补偿性损害赔偿估值的一般立场：参见iVenture Card Ltd v Big Bus Singapore City Sightseeing Pte Ltd and others [2022] 1 SLR 302案（“iVenture”）第133段。同时，本人亦接受原告关于其无法减轻损害赔偿相关损失的主张，因为第一被告已将原告投入多链桥的源资产悉数转移，致使原告对其依据用户协议存放于多链桥内的加密资产耗损一事束手无策。6 脚注6 × 原告提交的补充陈述第31段。

23 现在，我转向有关损失适当数额的证据。原告方提交了一位名为顾淼先生（“原告专家”）的证人，就本案中加密货币的恰当估值方法提供了证据。鉴于本案事实所涉及的估值工作具有一定技术性，且原告专家在估值领域具有更为广泛的背景，并曾处理过加密货币相关估值事务，因此我采纳了其依据《1893年证据法》第47(1)条（2020年修订版）提供此类证据的主张。

24 原告专家所提供的证据支持了原告的立场。在本人主持的庭审中，原告专家作证时解释了其如何得出2023年7月6日及2023年9月18日两种封装资产的相应价值。简而言之，原告专家采用了来自CoinMarketCap的数据集——据称该平台为“领先的加密货币价格监测平台”7 脚注7 × 原告AD陈述第24段。——以及SpookySwap的数据集；SpookySwap是一个“基于Fantom区块链网络构建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可根据其流动性池中每种代币的可用数量动态计算一种代币与另一种代币之间的兑换比率”8 脚注8 × 原告AD陈述第24段。在此过程中，他以原告提供的关于2023年7月6日及2023年9月18日相应价值的数据集为基础。原告据此得出如下数值：

25 看来，原告采用的方法是目前能够最接近反映封装资产实际价值的替代方案。鉴于缺乏更优的证据，似乎应当认可SpookySwap所提供的估值结果最为贴近2023年9月18日该等资产的实际价值。

26 为全面起见，我还需指出，关于“违约后”价值的定价日期是否应定为2023年7月8日（即报告违约事件后的次日），而非2023年9月18日，亦存在争议。这一问题在本人主持的庭审中也曾被提及。然而，我采纳了Eliahu Bernstein先生的证词，认为在2023年7月8日，相关资产的价格波动极为剧烈，难以作为合理参考价格点来准确评估原告的损失。因此，我同意原告所提议的估值方法系对损害赔偿进行合理认定的最为公正的方式。

27 因此，我裁定本案损害赔偿金额应为58,620.55美元。

28 关于FTM索赔，原告的专家证人作证称，根据据称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加密货币数据聚合平台CoinGecko的数据，9 脚注9 × 古苗在主证据宣誓书（“AEIC”）第13页第3.6段中的陈述。FTM在币安交易所的交易最为活跃，而币安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据此，对FTM索赔进行估值的适当方法似乎是：以在币安平台上以USDT交易417.5万枚FTM所需的成本为基准来评估其价格。USDT是一种稳定币，截至2023年4月14日，在币安上的价值为1 USDT兑1美元。

29 原告的专家通过分析当天在币安平台上发生的超过1.2亿枚FTM的转账记录，显示当日1枚FTM的平均价格约为0.5160 USDT。因此，417.5万枚FTM的价值略高于215.4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4]所述，原告仅主张2,129,250美元，这一数额比原告专家所评估的金额少约2.5万美元。这显然是因为原告对其FTM股份的估值是以即期价格（即某一特定时点的价格）为基础，而原告专家的估值则基于对2023年4月14日全天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的计算（即一日内的加权平均价格）。由于原告最终选择主张两者中较低的金额，因此我并无异议在此基础上审理本案的实体问题。

30 有必要简要说明为何2023年4月14日适合作为评估FTM价值的日期。这是因为2023年4月14日可被视为第一被告违反流动性安排的推定日期。正如我先前指出的，原告正是在该日依据双方交易惯例所主张存在的流动性安排，将417.5万枚FTM进行了转移。按照该交易惯例，双方约定第一被告应在一至两天内或最迟一周内偿还相应金额。10 脚注10 × 诉状第36c段。据原告称，自2021年8月30日至2023年4月13日，双方已通过此种方式累计完成了超过2.5亿枚FTM的交易，11 脚注11 × 诉状第35b段。其中，涉及417.5万枚FTM的交易为最后一次交易（也是唯一一次未按上述安排履行的交易）。基于上述情形，严格而言，以流动性安排被违反之日为基准，FTM价格的参考点完全可能选在2023年4月14日至20日之间的任何一天（因为根据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的交易惯例，第一被告完全有权在一周内完成还款）。

然而，鉴于在2023年4月14日至20日这一时间范围内任意选取某一具体日期作为本分析的参考点确实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我认可2023年4月14日作为原告选定的合理日期。公平起见，尚无证据表明原告此举系刻意挑选FTM价格最高的日期以夸大其索赔金额——事实上，在2023年4月14日至20日这一期间，某些日子1枚FTM的价格高于0.5160 USDT，而另一些日子则低于此水平。

31 我同意原告专家及原告在FTM索赔方面的评估方法。再次强调，原告选择以违约之日的FTM市场价值作为损失评估的参考基准。根据本案事实，我认为以违约之日为损害赔偿评估的基准点并不会造成不公正的结果；尽管如本判决后文所述，在某些情况下，以此种方式以违约之日为基准进行损害赔偿评估未必始终公平，甚至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此外，基于现有证据，我亦无理由对原告及其专家所采用的估值方法提出异议。然而，由于我未能听取关于估值方法的对立意见，因此不应被视为认可原告专家及原告所采用的方法为所有案件中最佳或唯一确定的估值方法。

32 此外，我采纳了原告专家的证言，即任何试图在币安平台上处置417.5万枚FTM的行为，都不太可能显著压低其潜在售价（类似于短期内大量抛售某公司股票的情形），因而无需对该价格施加折扣。首先，417.5万枚FTM相对于2023年4月14日约1.2亿枚的总体交易量而言，数量相对较小；其次，即便当日交易量较大，价格波动也显得温和甚至微不足道。例如，根据原告提供的数据，当日较为活跃的交易时段之一——从上午9时至10时——期间共有超过1,000万枚FTM易手，但价格仅由每枚FTM 0.5209 USDT小幅上涨至0.5218 USDT。因此，据此理由，不宜再进一步折减这417.5万枚FTM的价值。

33 为使论述更为完整，并凸显FTM及加密货币市场的高度波动性，专家报告还显示，截至2024年3月26日（即为撰写该专家报告而进行估值评估之日），同样这417.5万枚FTM的价值已超过450万美元，亦即在短短九个月内价值增长逾一倍。12 脚注12 × 参见顾淼的AEIC报告第13页，脚注16。另有证据表明，在2024年6月3日我主持的庭审过程中，即使庭审仍在进行之时，单枚FTM的价格也在约半小时内发生了约2.5%的波动。13 脚注13 × 见2024年6月3日庭审记录第9页。

34 因此，我认定FTM索赔应按2,129,250美元予以估值。

35 在评估过程中，以及在根据案件事实考量何为公正与公平时，鉴于加密货币本身固有的波动性，我不得不考虑一些与评估其价值相关的额外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本案中幸运地并未成为最终决定性因素，但鉴于原告方选择的诉讼主张及辩论方式，我认为有必要阐明其中部分考量。在我看来，这些考量将是未来新加坡乃至全球各地法院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考虑到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投资形式的迅猛崛起，以及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尽管人们常常声称加密货币是一种安全且难以攻破的投资方式，但正如本案所揭示的那样，关于区块链及分布式系统具有不可篡改性、不存在单点故障的理论，并非总能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参见 Kelvin Low 和 Eliza Mik，《暂停区块链法律革命》（2020）69(1) 国际与比较法季刊第135页，第143–145段）。加密货币领域此类后门的普遍存在，加之该领域内其他种种不正当行为，已使一些人得出结论：“企业不当行为在加密货币领域可能与被扣押的兰博基尼一样常见。” 第14脚注 14 × https://fortune.

com/crypto/2024/06/06/shima-capital-vc-ackman-galaxy-yida-gao/。为便于理解这一文化引用，需指出的是，近年来，兰博基尼已成为加密货币投资者和从业者之间彰显地位与成功的象征性标志。

36 在我看来，加密货币的独特性质带来了两个相关挑战：其一，如何在任何特定时间点确定加密货币的市场价值；其二，如何确定损害赔偿的评估日期，亦即计算损失的参考基准日。

37 我首先讨论在某一特定时点确定加密货币市场价值所面临的挑战。似乎对任何一种加密货币的价值进行评估都不可能达到法证意义上的精确，因为加密货币本身并不存在内在的客观价值。不同的在线交易平台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会对每种加密货币标定略有差异的价格。原告方的专家在我面前作证指出，理解这些不同价格的方式并非认为加密货币不存在客观价格，而是说每一种标定的价格都是客观的，只不过各平台之间的买卖价差（即资产买入价与卖出价之间的差距）导致了价格的差异。15 脚注15 × 2024年6月3日的简要记录第14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其他具有价值的资产形式，例如股票，并不普遍面临这种缺乏单一权威来源的客观价格的问题，因为它们通常仅在一个平台上交易（即该股票所上市的证券市场）。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亚马逊股票的价格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所认定的价格；而比特币的价格则是由众多不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综合采样所给出的价格，每个平台可能都会提供一个与其它平台略有不同的价格。此外，由于加密货币通常是以其他加密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这一情况又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旨在表明，在评估加密货币的现货价值时，看似无争议的做法实际上需要依赖于专业判断和合理推测。

38 这些专业判断是在巨大的市场波动背景下作出的，而这种波动源于经济价值与市场认知价值之间存在的脱节，甚至几乎到了相互分离的程度。人们常说，价值本质上是一种感知的函数。举个简单的例子，一部全新的苹果iPhone可能被估值为1,500美元，这并不是因为它制造零部件或组装所需的成本恰好是这个数额，而是因为市场普遍认为它的价值就是1,500美元。自由市场正是如此运作的。然而，iPhone本身也赋予了用户某种固有的价值：它使用户能够通过在线通讯应用进行交流、访问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或许如今已不太常见）拨打电话。关键在于，iPhone本身为用户提供了除出售所得潜在收益之外的另一种价值。

39 然而，加密货币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加密货币领域，其价值本质上是信念与需求之间的一场（加密）抛硬币博弈——其价值并不主要取决于其物理形态或经济实质，而在于市场对其所抱持的共同信任（即所谓“感知价值”）：参见 ByBit FinTech Limited 诉 Ho Kai Xin 等人案 [2023] 5 SLR 1748（“ByBit”）第[32]段。除此之外，它并无任何真正的内在价值。尽管加密货币表面上被视为一种无形财产（即不具有实体形态，但可赋予某些无法以物理方式感知的权利：参见 ByBit 第[31]段），然而它们也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无形财产；因为后者通常会为其权利持有人带来某种附带利益（例如，依据相关著作权出版书籍，或享有使用某一知名商标的权利），而这些附带利益正是其价值之所在。举例而言，迪士尼对米老鼠享有的著作权及商标权本身并不具备固有价值，其价值来源于其能够阻止他人未经授权复制这一标志性角色，并通过开发相关产品来利用该商标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而加密货币则不具备此类附加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一些因缺乏明确理由而走红的名人常被贬称为“因出名而出名”一样，许多加密货币亦可谓“因有价值而有价值”。理论上，上述诸多考量对于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波动性较低的结构化加密货币（如稳定币）并不适用，因为这类加密货币通常与法定货币或资产挂钩。尽管如此，正如我在开篇所指出的，2022年5月UST与LUNA的戏剧性崩盘表明，这种所谓的稳定性有时可能只是虚幻而已。

40 加密货币的这一特性尤为重要，因为其经济价值与感知价值之间的巨大鸿沟导致了极为不稳定的定价环境：价格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因难以辨识的原因而剧烈涨跌。除前述第[33]段和第[37]段所提及的问题外，加密货币价值的剧烈波动在未来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棘手问题，即如何为这类本质上高度波动的资产确定最恰当的估值方法。由此便引出了一个相关议题：究竟应采用何种基准日期来对加密货币进行估值？所幸的是，鉴于原告方的举证方式（参见上文第[31]段和第[32]段），这一问题在此处并不构成重大影响。

41 在涉及传统资产的更为传统的违约情形中，一般性的补偿原则是使当事人处于如同合同已履行时的同等地位，但须受因果关系与相当性等限制性规则的约束：参见iVenture案第[103]段。在此类案件中，正如我在上文第[22]段及第[30]–[31]段所提及，损害赔偿的评估通常以违约发生之日为基准，尽管这仅是一项一般性规则，法院在遵循该规则可能导致不公正时亦可予以偏离：参见iVenture案第[133]段。法院在iVenture案第[133]段援引Hooper v Oats [2014] Ch 287案第[38]段指出，在相关资产不存在即时可售市场或无法购买等价资产的情况下，违约日期规则并不适用。在进行此类分析时，法院在评估资产价值时主要依赖市场价值：参见Toh Tiong Huat v P M Gunasaykaran（Mayandi s/o Sinnathevar遗嘱执行人）等案第[30]段。

42 鉴于加密货币的波动性，违约日期规则未必总能在所有情况下成为评估加密货币价值的最佳方法。此外，还存在一个疑问：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法院是否应以被告的收益或利润而非原告自身的损失作为衡量补偿性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参见MFM Restaurants Pte Ltd等诉Fish & Co Restaurants Pte Ltd等上诉案第[66]段（“MFM Restaurants”案）。然而，若在涉及加密货币的案件中采用前述以被告收益为基准的计算方式，又会在加密货币领域引发一系列独特的问题，因为鉴于区块链上资产频繁流转且难以追踪，往往难以准确确定加密货币究竟何时、何地被转移。这使得对任何不当得利所产生的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计量几乎成为不可能。

43 即便法院选择从原告自身损失的角度来审理案件，仍需面对如何确定因违约行为所致损失数额的具体时间点（即以哪一日或哪一个时刻为准）这一问题。当某一资产的价值在违约日后出现大幅上涨（或下跌）时，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而此类高波动性资产往往具有这种特性。举例而言，假设被告于2018年底非法侵占了一枚比特币，当时一枚比特币的价格约为4,000美元；一年后，原告提起诉讼，此时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已升至略高于7,000美元。待案件进入庭审阶段时，可能又过去了一年，届时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已接近27,000美元。倘若判决作出之日为2024年6月底，则同一枚比特币的价值可能已达约60,000美元。因此，若以违约发生之日作为损失评估的基准，不仅显得明显不公，而且很可能无法真实反映原告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亦无法体现原告在采取合理措施减轻损失的情况下本应遭受的损失。

44 诚然，损失估值日期的选择问题不仅适用于加密货币，也适用于其他资产，如股份、股票，甚至某些价格波动较大的传统资产；不过，由于加密货币本身固有的高波动性，这一问题显得更为棘手。其他司法辖区也在不同情境下处理过类似问题。在美国，“美国”方面，特拉华州高等法院曾在评估加密货币价值的背景下审议过该问题。在“Diamond Fortress”案中，特拉华州高等法院通过参考“原告发现违约后合理期限内的最高市场价格”来计算加密货币的价值。这一方法源自同一司法辖区的证券法判例。至于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长，则是通过“原告进行‘推定性替代’购买的方式来确定，即原告在公开市场上替换相关证券所需的时间”：见“Diamond Fortress”案第307页。一般而言，市场通常认可两到三个月为在市场上替换一项资产的合理期限：“Diamond Fortress”案第308页。此外，“原告发现违约后合理期限内的最高市场价格”这一标准亦被纽约州广泛用于股票及其他证券的估值：参见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Gallagher v Jones”案中的判决，9 S.Ct.

335，第338页。事实上，这一标准最初由纽约法院确立，并被称为“纽约规则”。

45 然而，并非美国所有司法辖区均在各类合同违约案件中适用“纽约规则”。以犹他州法院为例，其仅在涉及股份侵占的诉讼中适用该规则，而在一般的合同违约案件（包括未交付股份的情形）中则不予适用：参见“H&P Investments v Ilux Capital Management LLC”案，500 P.3d 906，第41–42段。我在此无意深入探讨这些其他司法辖区的估值方法——仅借此指出，不同司法辖区的法院所采用的估值方式多种多样。在适当情形下，我国法院亦需审慎考量，究竟应当采纳上述何种估值方法。事实上，鉴于前述比特币价格大幅上涨的例子（见上文第43段），即便是“Diamond Fortress”案所采取的方法，也可能导致对损失的低估；反之，若加密货币在一夜之间暴跌，则可能造成对损失的过高估计。

46 英国法院尚未在加密货币领域就该问题作出专门审理。然而，其曾有机会就违约日期规则的一般适用问题予以讨论。对此，英国的立场与新加坡相似：违约日期规则并非始终适用于所有案件；尽管如此，英国法院似乎已明确否定违约日期规则构成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观点。在“Stanford International Bank Ltd (in liquidation) v HSBC Bank plc”案【2023】AC 761中，Leggatt大法官明确表示，并不存在所谓“违约日期规则”的法律原则。

43 错误在于其前提，即认为因违反义务所造成的损失通常应当在违约之日予以评估。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法律规则。因违反合同义务或普通法义务而产生的损失往往发生在违约之后，且一般应以损失实际发生之日与判赔之日两者中较早者为准进行评估。有时——例如在许多人身伤害案件中——这要求法院对尚未发生但未来很可能发生的损失予以量化。之所以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例如涉及货物灭失或损坏的案件——通常适宜以违约之日或接近该日作为估值时点，乃是因为一项我称之为“市场减损规则”的制度所致。该规则规定：当存在一个可供选择的市场，且原告能够从中获得足以替代被告违约行为所导致之商品或服务的适当替代品时，损害赔偿应按原告在合理可能的最早时机进入该市场并取得此类替代品的情形来计算，无论原告是否实际如此行事。因此，举例而言，若卖方无故未交付货物，根据市场减损规则，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通常是合同价格与货物在本应交付之日（或其后不久）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这正是1979年《货物买卖法》第51条所规定的表面意义上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

然而，当市场减损规则无法得出上述结果时——例如，原告直至事后一段时间才知悉被告的违约行为，或者根本不存在可供获取充分替代履行之商品的市场——相关损失将发生在另一日期，因而损害赔偿亦应在该日期予以衡量。……

[斜体及粗斜体强调部分由笔者添加]

47 在Radford v De Froberville案[1977] 1 WLR 1262，第1285页，法院作出如下评述：

… 有时人们会说，关于合同违约之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是应当在违约之日予以评估。然而，这并非普遍适用的原则，其背后的逻辑在我看来在于这样一个问题：原告在何日合理地被期待通过寻求替代履行方式来减轻损害？例如，在货物买卖合同中，若存在可供选择的市场，则通常以未交货之日为适当时点，因为原告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进入该市场以实现减损。而在缺乏 readily available 市场的情况下，较晚的日期或许更为恰当。…

换言之，大多数提及“违约之日规则”的论述均可归因于减损原则；参见Andrew Dyson与Adam Kramer，“并无‘违约之日规则’”（2014）130 LQR 259。

48 这两项挑战——即在任何特定时点确定加密货币市场价值（鉴于缺乏客观参照标准）以及选择赔偿金额估值的日期与时间——并非仅仅是深奥的学术问题。事实上，正如我先前所指出的，就本案事实而言，这两项问题均已涉及其中，尽管值得庆幸的是，它们并未成为必须在此作出明确裁决的关键性争议。例如，正如原告及其专家意见所示（见上文[29]），在采用即时市场价格还是计算加密货币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之间进行选择，两种估值方法似乎均具有可行性；可以预见，在未来案件中，法院很可能还会面临关于哪种方法更为恰当的进一步论辩，尤其是在加密货币价格于一日之内出现显著波动的情况下，这在该领域实属常见。与此类似，如我在上文[33]所指出，FTM代币当前的价值（以美元或USDT计价）已远高于提起诉讼时的估值。在这两个时点之间，FTM代币的价值持续波动；其中，正如我在[33]中所述，在庭审过程中曾出现过半小时内约2.5%的价格变动。

尽管原告基本上选择以违约发生之日作为FTM索赔的估值基准，而就本案事实而言，这一做法并未造成不公（因其作为更为保守的估值方式），但或许可以认为，受害方不应被排除在合理期限内择取某一其他时点的较高价格的权利（如同“Diamond Fortress”案中的处理思路，或者法院为应对此类挑战可能需要创设的其他新颖方法）。

49 然而，鉴于原告已选择以较为保守的违约发生日规则为基础对FTM索赔进行估值，因此在此无须对这些复杂问题作出进一步裁决，故我对此不再赘述。相反，我仅需指出：随着全球范围内加密货币持有现象日益普遍，法院迟早将不得不面对我上述所讨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参见上文[35]至[48]），即如何妥善评估因加密货币引发的损失。尤其在以下情形下，这一问题更具挑战性：相关资产往往缺乏客观估值，其价值常在极短时间内剧烈波动，且在许多情况下，资产追踪工作更像是一场徒劳的“画圆求方”之举。因此，有关加密货币估值法律的最终篇章似乎仍未书写完毕。

50 鉴于我已阐述的理由，我采纳了原告的陈述，并作出如下裁定：

51 我将另行审议费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