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M 诉 CLN 等：被盗加密资产的财产禁令

1 本案争议提出了两个有趣且新颖的法律问题。首先，被盗的加密货币资产能否成为所有权禁令的标的？其次，法院是否有权对身份目前尚不明确的人作出临时命令？

2 原告已提起诉讼，旨在追踪并追回据称由身份不明人员（即第一被告）从其处非法侵占的109.83个比特币（“BTC”）及1497.54个以太坊（“ETH”）（统称为“被盗加密货币资产”），其中部分已被追踪至由在新加坡开展业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控制的数字钱包（即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

3 在2021年第2444号传票（“SUM 2444”）中，该传票于2021年6月8日审理，原告通过单方面申请请求如下中间救济：1 脚注1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3段。

4 在2021年第4880号传票（“SUM 4880”）中，原告通过单方面申请请求准许将若干人列为本案被告，因其要么是（a）被认为参与或协助实施盗窃的个人，要么是（b）已接收上述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的实体。2 脚注2 × 原告于2021年10月29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2(a)段。

5 我批准了上述各项申请，并将在下文阐明作出该决定的理由。

6 原告系美利坚合众国国民，亦为企业家，其主张系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的所有人。3 脚注3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6段。

7 第一被告系身份不明之人，指任何实施、参与或协助盗窃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的人或实体，但不包括在日常业务中提供加密货币托管或交易服务的实体。截至SUM 2444案庭审之时，原告尚无法具体确定第一被告的身份。4 脚注4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7段。

8 第二被告及第三被告分别为在开曼群岛和塞舌尔注册成立的实体，且均经营在新加坡设有业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部分被盗加密货币资产已被追踪至由第二被告及第三被告运营的交易所中的数字钱包。尽管如此，在申请之时，原告认为第二被告及第三被告系无辜的第三方，并除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外，未对其提出任何实质性主张。5 脚注5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8段。

9 为便于理解，我在此简要说明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的性质。

10 BTC 和 ETH 通常被称为加密货币。尽管“货币”一词意味着一种交换媒介，但加密货币并不与任何实物相联系（这与美元等传统货币不同）。实质上，BTC 和 ETH 是存在于与该加密货币相关联的计算机网络中的记录。这些记录存储于公开可用的账本中，从而为每一笔发生的 BTC 或 ETH 交易提供数字化的记录。这些记录以区块链的形式存在，能够形成准确、可验证且永久的审计追踪，使人们得以追踪加密货币的流转过程。6 脚注 6 × 原告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 16 段。以下来自 Kelvin F K Low 和 Ernie G S Teo 的解释颇具参考价值：“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是否属于财产？”（2017）9(2) Law,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第 235 页（可访问 https://ink.library.smu.edu.sg/sol_research/2806）：

比特币由化名“中本聪”的人士在其于 2008 年 11 月 1 日首次发表的开创性白皮书中构想出来。……比特币被设想为“一种基于密码学证明而非信任的电子支付系统，允许任何两个自愿的交易方无需借助受信第三方即可直接相互进行交易。”由于密码学在该系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比特币及其衍生品被称为加密货币。一旦经过适当验证，比特币交易便不可逆转，用比特币社区的术语来说，即具有不可更改性。

与以往大多数形式的“电子货币”不同，该系统既不源自也不由任何法定货币支持。相反，比特币首先通过一种称为“挖矿”的过程在系统中被创造出来。这一过程与系统内用于追踪转账的验证机制密切相关。比特币系统并未采用中心化的账本（或登记簿），而是使用一种被称为“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账本体系。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记录比特币创建与转移信息的登记簿，其功能类似于银行账本记录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然而，与银行账户不同的是，区块链并非由某个中央机构维护，而是分布在全球成千上万台计算机之中。这些计算机通过互联网与其他运行相同软件的计算机相连，从而形成一个网络。当比特币持有者希望以比特币进行支付时，一条指令会被发送至该网络，网络中的计算机（即节点）会在交易被添加到存储于全网所有计算机上的区块链文件之前对其进行验证。验证过程涉及由用户运营的、被称为“矿工”的节点解决一个复杂的数学难题。尽管这些难题被描述为复杂，但“事实上，这一过程并无复杂之处，甚至无需计算器即可手动完成；它只是刻意设计为需要经过许多计算步骤且不能走捷径。

”从本质上讲，这相当于矿工们的计算机在进行一场猜谜游戏，而获胜的概率取决于某台矿工计算机相对于其他矿工计算机执行计算的速度。由于系统为了激励参与者参与这一验证过程，会向最先解开谜题的人奖励一定数量的新比特币，因此这类用户被称为“矿工”。起初，这一过程并不需要太多的计算能力，任何拥有计算机的人都可以进行比特币挖矿。然而，由于比特币协议的设计特点，随着参与网络的计算能力不断提升，难度也随之增加，挖矿活动逐渐从使用普通计算机转向专门的ASIC（专用集成电路）芯片——这种芯片仅用于比特币挖矿。虽然解题在计算上十分困难，但其答案却很容易被网络中的其他节点（无论是否为矿工）验证。一旦验证通过，该笔交易便会被添加到区块链中。这一验证过程需要网络中多数节点达成共识，从而大大降低了欺诈发生的可能性。

比特币持有者拥有一组公开的比特币地址和一组私有的加密密钥。比特币地址通常被视为具有与银行账号相似的功能。接收比特币只需提供这一公开的比特币地址即可。如同银行账户一样，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任意数量的比特币地址。然而，要将比特币从该地址转出，则必须同时持有该地址及其对应的私有加密密钥。尽管有时被视作密码的等价物，但私有加密密钥在数学上与公开地址紧密相关，因此与传统密码不同，私钥无法被更改。比特币的一大吸引力在于其相较于其他支付系统更为相对的匿名性。……然而，比特币地址并非完全匿名，而只是伪匿名。虽然地址持有人的身份并不为人所知，但与该地址相关的所有交易实际上都是透明的，并被记录在区块链中。借助适当的信息，包括公开可获取的数据，某些比特币交易是可以被追踪的。……

11 比特币和以太币通过在区块链上共享公共“钱包”地址的方式，在用户之间以电子形式进行转移。这些钱包由一串数字和字母组成，大致相当于一个账户号码。然而，与传统银行账户不同的是，某一特定钱包的所有收支交易均可在公开的区块链上被查看。7 脚注7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17段。

12 为确保安全，比特币和以太币钱包使用一个或多个“私钥”，这些私钥仅应由钱包所有者本人知晓。私钥的作用类似于签名，用于确认任何特定交易均经钱包所有者授权。私钥由64个数字和字母组成的字符串构成。因此，任何持有该私钥的人都可以访问与其关联的钱包，并将比特币和以太币转出。同样地，一旦丢失私钥，钱包中所持有的资金便无法再被访问。由于私钥存在超过十亿种可能的组合，几乎不可能通过猜测来获得某个数字钱包的私钥。8 脚注8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18、19段。

13 鉴于私钥丢失所带来的风险，大多数私钥都会备份一份“恢复种子”，以便在私钥丢失时恢复对私钥的访问权限。9 脚注9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20段。

14 在盗窃发生之前，被盗的加密货币资产可通过两个独立的数字钱包进行访问，这两个钱包分别由两款软件应用程序控制，该两款应用程序被下载至原告的手机上，并以“Exodus”和“BRD”的名义向公众推广。10 脚注10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21段。

15 BRD与Exodus钱包均为去中心化的“热钱包”（即连接互联网的钱包），可通过一款免费的移动应用程序访问，该应用程序需通过密码或生物识别密钥进行锁定。BRD与Exodus为用户提供一个公共钱包地址，并允许将私钥直接存储在用户手机中。BRD与Exodus钱包本身并不持有加密货币，而是管理用于访问这些加密货币的私钥（这些加密货币存放在BTC或ETH区块链上）。11 脚注11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22及第23段。

16 尽管原告已用密码锁定了其Exodus与BRD钱包，但这两个钱包均配备了恢复种子，可用于找回密码，因此一旦其手机丢失或损毁，仍可能使其重新获得对相关加密货币的访问权限。12 脚注12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25段。

17 2021年1月，原告与其七名熟人一同在其位于墨西哥的公寓内度假。2021年1月7日晚，原告与一名熟人外出，其余人员则留在公寓内。因需取些现金，原告致电公寓内的其中一名成员[E]，请求[E]从其主卧保险箱中取出一些现金。原告将保险箱密码告知[E]，而[E]亦将密码复述给原告以确认无误。据原告称，在通话过程中，部分同组人员与[E]处于同一房间，另有两名成员则在邻近卧室。因此，原告主张公寓内任何人均有可能听到其大声说出保险箱密码。随后，[E]将所要求的现金送至原告处，三人于2021年1月8日凌晨2时左右返回公寓。13 脚注13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26及第27段。

18 2021年1月8日晚8时左右，原告登录其Exodus与BRD钱包，发现其持有的BTC与ETH已在未经其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被转出。14 脚注14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28段。

19 BRD与Exodus应用程序的交易记录显示，2021年1月8日，以下转账被汇入三个原告并未控制或拥有的不同钱包地址：15 脚注15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29段；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10段。

20 原告主张，鉴于上述交易发生时其手机始终随身携带，第一被告不可能通过其手机上的BRD与Exodus应用程序实施相关转账。因此，原告认为，第一被告系通过进入原告的保险箱获取其恢复种子，时间介于前一晚原告向[E]口述保险箱密码之时与上述交易发生之间。随后，第一被告借助另一部移动设备，将原告的恢复种子输入BRD与Exodus应用程序，从而获取原告的私钥，并利用该私钥转移了被盗的加密货币资产。16 脚注16 × 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提交的第一份宣誓书第30段。

21 随后，原告经调查与追踪查明，第一被告已通过一系列数字钱包将被盗资产逐步分散转移。17 脚注17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55(b)段。最终，相关转账情况如下：18 脚注18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11段。

22 因此，原告针对第一被告申请了所有权禁令及全球冻结禁令，并针对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申请了与那些被记入可追溯至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的15.0个比特币和0.3个比特币之账户相关的信息及文件的附带披露命令。19 脚注19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13段。

23 如上所述（见第[7]段），在SUM 2444号申请之时，第一被告的身份尚不为人所知。因此，存在一个初步问题：即便当时第一被告的身份不明，法院是否仍具有针对其作出临时命令的管辖权？原告对此持肯定意见，并援引以下判例予以支持。20 脚注20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书第25段。

24 在英国，针对身份不明者作出命令的管辖权已在“布卢姆斯伯里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诉新闻集团报业有限公司等案”[2003] 1 WLR 1633（以下简称“布卢姆斯伯里案”）中得到确认。该案中，法院准许了原告提出的针对擅自复制未出版书籍之身份不明者的临时禁令申请，责令该等人员交出相关书籍副本，并禁止其向任何人披露任何源自该书的信息（见第1634页）。法院指出，英国《民事诉讼规则》（CPR）实践指引第4.1(1)条仅要求诉讼标题“应载明……每一当事人的全名”【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并未规定必须明确列明被告姓名（见第[16]及[19]段）。此外，法院还参考了CPR第3.10条，其内容如下：

法院纠正程序错误的一般权力

3.10 当出现程序错误，例如未能遵守某项规则或实践指引时——

(a) 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该错误并不致使诉讼中的任何步骤无效；且

(b) 法院得作出命令以补正该错误。

法院指出：“CPR第3.10条赋予法院在发生程序错误时的一般裁量权，并规定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该错误并不致使诉讼中的任何步骤无效”（见第[15]段）。基于此前提，法院将CPR实施前的“弗里恩·巴内特城市区议会诉亚当斯等案”[1927] 2 Ch 25与本案加以区分；在该案中，法院曾裁定，法定诉状格式要求必须列明被告姓名。鉴于CPR所引入的制度差异，法院认为（见第[19]段）：“正确适用CPR第3.10条与认定仅因以描述而非姓名方式追加被告即属不可允许之结论并不相容。”尤为重要的是，法院进一步阐明了相应的审查标准如下（见第[21]段）：

…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所使用的描述必须足够确定，足以识别哪些人被包括在内、哪些人未被包括。若满足该项标准，则无论该描述可能适用于无人或多人，亦或缺乏通过送达或其他方式进一步识别的要素，均不影响其效力。

25 在“CMOC诉身份不明者案”[2017] EWHC 3599 (Comm)（以下简称“CMOC案”）中，原告针对身份不明的被告提起诉讼，指控其通过侵入原告高级管理层的电子邮箱账户并发出未经原告授权的付款指令，非法挪用630万英镑（见第[1]段）。法院认可“布卢姆斯伯里案”作为权威，确认法院有权对身份不明者作出临时禁令，并认为“原则上并无反对理由，且确有充分论据支持将该权限扩展至冻结令”（见第[4]段）。据此，法院准许了原告提出的针对身份不明者的全球性冻结令申请，并同时下达了针对若干接收赃款银行的附带披露命令（见第[9]–[10]段）。

26 在Zschimmer & Schwarz GmbH & Co KG化学工厂诉身份不明者及其他[2021] 7 MLJ 178案（“Zschimmer”）中，原告是一家德国公司，其被身份不明者诈骗，向马来西亚的一家银行账户支付款项，而原告误以为该款项系支付给一名韩国商业伙伴的正当佣金。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在针对身份不明者颁发财产禁令及冻结令时，考虑了CMOC，并指出该原则已由英国最高法院在Cameron v Liverpool Victoria Insurance Co Ltd [2019] 3 All ER 1案中予以确认，且至少在另外两份英格兰判决中亦予适用（见第44至48段）。尤为重要的是，法院在第40和49段中作出了如下论证：

40 通常情况下，被告不会被描述为“身份不明者”。然而，法院仍可对首位被告——即身份不明者——作出中间命令。在诸如本案涉及网络欺诈及虚假电子邮件地址的情形下，实施欺诈行为的个人或群体均不为人知。英格兰判例法已允许针对“身份不明者”作出类似的禁令。我国《2012年法院规则》中并无任何条款禁止以身份不明者为被告提起传票及申请。

49 如上所述，《2012年法院规则》中并无任何条款禁止针对身份不明者作出命令。事实上，《2012年法院规则》第89条关于土地占有之简易程序规定，允许将被告列为身份不明者（参见Fauziah bt Ismail等诉Lazim bin Kanan等案（作为未经申请人同意占用Selangor州Hulu Langat地区Kajang分区Lot 1642、GM 820地块之人）[2013] 5 MLJ 423；[2013] 7 CLJ 37（上诉法院），以及Foong所著《马来西亚网络、电子证据与信息技术法》第8.098至8.100段之评注）。

【强调部分已添加】

27 在我看来，上述判例中的推理具有启发性，且易于适用于我国法律环境。

28 首先，如同英国与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我国《法院规则》（第322章，R5，2014年修订版）（“ROC”）中并无任何条款要求必须明确列明被告姓名。尽管根据ROC附录A第2号表格规定的起诉书格式中设有供原告填写被告姓名及地址的栏目，但ROC第89条第1款明确规定：“本规则附录A中的各类表格，在适用时应根据具体案件情形作相应调整。”【强调部分已添加】

29 此外，与英国CPR第3.10条类似（正如布卢姆斯伯里案中法院所援引），我国ROC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即使针对身份不明者启动诉讼程序的行为违反ROC规定，该违规亦仅被视为程序上的轻微瑕疵，除非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另行下令，否则不会导致诉讼程序无效：

违反规则（第2条第1款）

1.—(1) 在启动或拟启动任何诉讼程序时，或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与诉讼有关的任何阶段，若因已实施或未实施的事项而导致未能遵守本规则的要求，无论是在时间、地点、方式、形式、内容或其他方面，该等未遵守行为均视为程序瑕疵，且不得致使相关诉讼程序、诉讼中的任何步骤、以及其中的任何文书、判决或命令归于无效。

(2) 除第3款另有规定外，法院得基于第1款所述之未遵守情形，并依其认为公正的成本或其他条件，全部或部分撤销发生该等未遵守情形的诉讼程序、诉讼中的任何步骤、以及其中的任何文书、判决或命令；或者依照本规则赋予的权力，允许作出必要修正（如有），并酌情就诉讼整体作出适当命令。

【加粗斜体强调】

显然，上述条文中所提及的“命令”包括诸如禁令之类的临时性命令。

30 此外，正如2012年马来西亚法院规则第89条允许在有关土地占有之简易程序中提及身份不明之人（如Zschimmer案所指出），我国民事诉讼规则第81条亦作相同规定。该规则第81号命令第3款规定如下：

起诉状之格式（第81号命令第3款）

3. 根据本命令提交的起诉状，其末尾应载明以下说明：

“注：任何占用该场所但未被本起诉状列为被告之人，得亲自或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加入为被告。如该占用人未于上述时间及地点亲自或委托律师出庭，则法院将依其认为公正且适当之方式作出相应裁定。”

在新加坡2021年民事诉讼程序第一卷（Cavinder Bull总编）（Sweet & Maxwell出版社，2021年）（以下简称“白皮书”）第81/3/1段中，作者指出：

身份不明之人——根据本规则提起的诉讼程序须采用表格4，并应载明本规则所规定的说明。当原告对占有人的身份不详时，可将其称为“身份不明之人”：参见Bristol Corp. v. Persons Unknown [1974] 1 W.L.R. 365；[1974] 1 All E.R. 593。

鉴于在上述简易程序中，身份不明之人可被称为“身份不明之人”，因此原则上并无理由认为其在临时命令之目的下不能如此称呼。

31 因此，在我看来，本法院具有针对身份不明之第一被告发出临时命令之管辖权。

32 然而，我必须强调，依照Bloomsbury判例，对第一被告之描述必须足够明确，以足以识别哪些人属于该范围、哪些人不属于。

33 在Zschimmer案中，身份不明之人被如此描述（见第42段）：

（a）任何实施、协助或参与该欺诈行为之个人或实体；

（b）任何接收自原告处被挪用之金额EUR123,014.65者（包括任何可追踪之收益），且非因与另一被告或第三方进行真实商业交易所致；以及

（c）无论属第2(i)或(ii)项情形，均非通过提供银行服务之方式取得。

34 在本案争议中，采用了如下描述：第21脚注第21×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之简要意见第34段。

35 我确信，上述描述已足以明确界定哪些人属于该范围、哪些人不属于。

36 如上所述（见[3(a)]），原告请求法院颁发一项所有权禁令，禁止第一被告人对被盗加密货币资产进行任何处置、转让或使其价值减少的行为。

37 根据《最高法院司法法》（第322章，2007年修订版）附表一第18条第(2)款并结合其第5(a)段的规定，高等法院普通分庭有权颁发临时所有权禁令。

38 正如Bouvier, Yves Charles Edgar等诉Accent Delight International Ltd等及另一案上诉案[2015] 5 SLR 558（“Bouvier”）第[143]至[164]段所阐述的那样，申请人须证明以下事项方可获得所有权禁令：

这是因为美国Cyanamid公司诉Ethicon有限公司案[1975] AC 396中所确立的一般原则仍然适用。

39 正如上诉法院在布维耶案中所述（见[151]），就申请临时性财产禁令而言，只要“原告就其享有财产利益这一主张具有严重可争辩性”，即可满足证明存在重大争议问题的第一项要求。在此方面，法院在临时程序阶段并不对复杂的法律或事实问题进行深入审查。

40 因此，本案所涉及的重要问题是：作为加密货币的被盗加密资产是否能够产生可通过物权禁令予以保护的物权？

41 首先有必要提及国家省银行有限公司诉Ainsworth案[1965] AC 1175（以下简称“Ainsworth”）中关于物权的经典定义，该定义载于第1248页：

42 在B2C2有限公司诉Quoine私人有限公司案[2019] 4 SLR 17中，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认定（见[138]–[146]）：加密货币可以以信托形式持有，且该案被告确实为原告以信托方式持有比特币。法院认为，加密货币符合Ainsworth案中规定的四项要件，并且“具有无形财产的基本特征，即作为一种可识别的价值物”（见[142]）。然而，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双方对此点并无异议，法院仅确认加密货币在一般意义上可被创设为一种财产，而未进一步明确该物权的具体性质。

43 然而，在上诉程序中，双方就加密货币是否属于可由信托持有的财产种类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议：参见Quoine私人有限公司诉B2C2有限公司案[2020] 2 SLR 20，第[137]段。上诉法院认为，即使对该问题作出肯定答复，鉴于案情亦无明确的设立信托之意思表示，故无需对此加以考量（见[144]）。尽管如此，法院仍详细梳理了支持将加密货币视为财产的相关判例（见[139]–[143]）：

139 英联邦内亦有若干案例默示承认加密货币可被视为财产，尽管我们并未发现任何法院曾试图界定此类物权的确切性质。例如，在Elena Vorotyntseva诉Money-4有限公司等案[2018] EWHC 2596 (Ch)中，英国高等法院下达了一项物权禁令，禁止转移特定的以太币和比特币持仓。Birss法官在作出裁决时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加密货币不能成为一种财产形式。

140 在Copytrack私人有限公司诉Wall案[2018] BCSC 1709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下令追踪价值约40万加元的以太币，这表明以太币已被认定为一种可被追踪的财产类型。本案由Copytrack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opytrack”）提起，该公司从事数字内容管理和自动化版权执法业务。Copytrack自行创设了一种名为“Copytrack代币”的加密货币，却误将更为贵重的以太币转给了被告投资者而非Copytrack代币。随后，该以太币又被被告转交至第三方。Copytrack遂请求追踪并追回该以太币。法院将有关转化与不当扣留等物权法原则是否适用于加密货币的问题定性为“关键议题”及“本次申请中的真正焦点”。虽然法院并未直接裁定加密货币是否确实可适用具体的物权请求，但其认为，在当前情形下，拒绝给予Copytrack救济既不合理亦不公正，因此准许Copytrack追踪并追回被错误转移的以太币。

141 学术评论者普遍认为，比特币可以被视为一种财产权利，尽管他们对这一权利的具体性质存在分歧。在Jean Bacon等人所著的《区块链揭秘：分布式与中心化账本的技术与法律导论》（2018年）第25卷第1期第1页中，作者指出（第182段），持有诸如比特币等数字代币的人应被视为在普通法下享有财产权益，因为他们拥有一系列权利，其中包括控制该代币的权利。这种权益可通过区块链上的记录加以识别，能够通过区块链记录进行转让，并具有高度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142 凯尔文·F·K·洛和厄尼·G·S·提奥在其著作《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是否属于财产？》（2017年）第9卷第2期第235页中也持类似观点（可参见https://ink.library.smu.edu.sg/sol_research/2806），其中作者主张，与比特币相关的财产权利即为使自己的比特币公钥地址作为特定比特币交易的最后一条记录出现在区块链上的权利。此种权利以普遍可执行性形式赋予持有人排他性的控制权，并且当将比特币从某一公钥地址转移至另一公钥地址时，可被视为真正的财产权转移。

143 最近，由杰弗里·沃斯爵士担任主席的英国司法管辖区特别工作组（UKJT）发布了其《关于加密资产与智能合约的法律声明》（2019年11月），其中探讨了英格兰法律是否将某种特定加密资产视为财产的问题。UKJT将加密资产概括性地定义为具备以下特征（第31段）：（a）无形性；（b）密码学认证；（c）使用分布式交易账本；（d）去中心化；以及（e）共识规则。UKJT在第85段指出，加密资产具备所有财产的表征，而前述新颖或独特的特征并不足以使其排除在财产范畴之外。此外，UKJT还强调，即便加密资产可能无法归类为“占有之物”或“行为之物”，亦不因此丧失其财产属性。据此，UKJT得出结论，原则上可将加密资产视为财产。

最终，法院在[144]段指出：“或许有充分理由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加密货币应当能够被纳入财产的一般概念之中。”

44 原告向我引用了新西兰案件Ruscoe诉Cryptopia有限公司（清算中）[2020] 2 NZLR 809（以下简称“Ruscoe”），其中高等法院经全面讨论后（第102–120段），认定（第120段）：

[C]加密货币符合威尔伯福斯勋爵所概述的标准条件（即Ainsworth案中提出的四项要求），因而可被视为“财产”的一种类型。由于三种相互依存的特征相结合，它们构成了一种无形财产。其定义源于记载货币单位的公钥；而所有权及形成相关币种市场所需的控制与稳定性，则由另外两项特征提供——与相应公钥相联的私钥，以及在相关币种发生转移时生成的新私钥。

45 在此方面，法院依次审查了Ainsworth案中的四项要求：22 脚注22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意见书第45段。

46 综合现有判例法，尤其是Ruscoe案中的分析，我认为加密货币符合Ainsworth案中关于财产权的界定。因此，原告得以证明一个具有充分论证价值的案件，即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确实能够产生财产权益，并可通过财产权禁令予以保护。我重申，法院在中间程序阶段并不处理复杂的法律或事实问题（参见上文第39段）。因此，证明存在需要审理的实质性争议这一首要要求已获满足。

47 调整便利性之衡平，系考量若不予准许禁令，申请人可能遭受之潜在损害，与若准许禁令且于庭审中申请人之主张被驳回时，被申请人所受之损害加以权衡（Bouvier 第[161]段）。

48 在我看来，该等衡平显然倾向于准许该项所有权禁令。倘不予准许，则存在第一被告将涉案被盗加密货币资产予以挥霍之真实风险，此将致使原告即便最终胜诉亦无法追回该等资产。反之，即便原告之主张日后被驳回，第一被告亦仅承受因其无法处置涉案被盗加密货币资产而产生的损失，该等损失可通过损害赔偿方式予以弥补。23 脚注23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之简要陈述第48段。

49 鉴于上述理由，本院准予了所有权禁令，禁止第一被告对被盗加密货币资产进行处置、处分或使其价值减少。

50 除专有禁令外，原告还申请了一项全球冻结禁令，以限制第一被告处置、处分或减少其资产价值，金额最高可达7,089,894.68美元，该金额即为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的价值（参见上文[3(b)]）。

51 为获得冻结禁令，申请人须证明两项要件（Bouvier第[36]段）：

52 适用于全球冻结禁令的审查标准与国内冻结禁令相同。然而，在涉及全球冻结禁令时，为跨越必要性门槛而需证明的情形通常更为严格（Bouvier第[36]–[37]段）。此外，还需进一步考量被告在管辖范围内是否拥有足以清偿未来判决之资产：一般而言，管辖范围内的资产越少，就越有必要对其境外资产采取保护措施（Guan Chong Cocoa Manufacturer Sdn Bhd v Pratiwi Shipping SA [2003] 1 SLR(R) 157第[29]段）。

53 一项“可予争辩”的案件是指“不仅勉强具备进行严肃辩论的可能，但并不一定被法官视为胜诉几率超过50%”（Bouvier第[36]段）。原告对第一被告提出了两项主张：其一，第一被告系以衡平法上的信托持有被盗加密货币资产；其二，第一被告在不公正的情况下因侵占原告财产而获益，因其未经原告同意或授权即取得原告之资产。24 脚注24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之简要陈述第37至39段及第53段。就第一项主张而言，根据基本法律原则，当某人未经同意擅自挪用他人财产时，法律自动在其所盗取之资产上设立衡平法上的信托，因为若允许该挪用人对该财产或其可追踪之收益主张任何权益，则有违公序良俗（Yuanta Asse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Ltd and another v Telemedia Pacific Group Ltd and another and another上诉案 [2018] 2 SLR 21第[113]段）。依我之见，仅凭此已足以证明原告对被告具有可予争辩之案件。

54 至于证明存在实际的资产流失风险，必须有“确凿证据”予以佐证，而不能仅凭空洞之陈述（Bouvier第[36]段）。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被告存在不诚实行为之充分且有力之指控，往往亦与判断是否存在被告可能转移其资产之真实风险密切相关（Bouvier第[94]段）。就此，原告正确地指出，第一被告在挪用被盗加密货币资产时实施了不诚实行为。经审查相关证据后，我发现第一被告通过一系列数字钱包转移了被盗资产，而这些钱包似乎仅为阻挠原告追查与追回行动而专门设立，除存入与提取被盗加密货币资产外几乎无任何交易记录，甚至几乎没有交易活动。25 脚注25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之简要陈述第55(b)段。此外，本案中资产流失之风险更因加密货币之特性而加剧：被盗加密货币资产只需轻点按钮即可转移，且可通过完全匿名、无法追溯至所有者的数字钱包实现转移，从而极易在虚拟空间中被隐匿与分散。26 脚注26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之简要陈述第55(c)段。

55 我亦同意原告的主张，即第一被告人在新加坡可能并无足以清偿损害赔偿判决的充足资产。主要原因在于，原告所主张的索赔金额超过700万美元，而据知仅有不足100万美元的被盗加密货币资产被转入由第二及第三被告人在新加坡运营的数字钱包中。此外，第一被告人亦不太可能将其剩余的所有非法所得均存放于新加坡境内。27 脚注27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56段。

56 因此，我准许了原告申请的全球冻结令，以禁止第一被告人对其资产进行任何处置、转让或减损，其范围限于7,089,894.68美元，即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的价值。

57 原告请求法院作出以下附带披露命令，要求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向原告披露：28 脚注28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要点陈述第60段。

58 正如法院在“Sun Electric Pte Ltd等诉Menrva Solutions Pte Ltd等案”[2020] 4 SLR 978第81段中所指出的，授予临时救济的法定权力来源于《民事法典》（Cap 43, 1999 Rev Ed）第4(10)条。因此，就冻结禁令所附带的披露命令而言，其授权亦源自同一条款。

59 原告提出主张，认为其所寻求的附带披露命令属于“Bankers Trust命令”（见“Bankers Co Trust v Shapira案”[1980] 1 WLR 1274，“Bankers Trust”），该类命令旨在强制非当事人提供文件，以协助申请人进行追查，尤其是在存在表面证据证明存在欺诈的情况下：参见“Success Elegant Trading Ltd v La Dolce Vita Fine Dining Co Ltd等上诉案”[2016] 4 SLR 1392第26段。29 脚注29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要点陈述第63段。然而，在我的裁决中，鉴于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均为本案当事人，无须考虑上述原则。因此，根据《民事法典》第4(10)条，法院有权在“所有法院认为应当作出此类命令之情形下，无论无条件或按法院认为公正之条件与条款”准予临时救济。

60 在本案中，我认为所请求的披露命令既公正又便利。原告需要相关资料，以了解被转移至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的被盗资产尚余多少、已转移至其他个人或账户的程度，以及这些资产的具体去向。此外，该信息亦有助于识别第一被告，或任何可能与其共同协助或合谋之人。30 脚注30 × 原告于2021年6月4日提交的要点陈述第65段。因此，我准予了原告所请求的附带披露命令。

61 由于原告随后进行的调查以及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的披露，他得以在第一被告中确认了两名人员，即CPZ和CQA。在2021年11月9日审理的SUM 4880案中，原告申请准许将这两名人员列为本案的第四和第五被告。同时，原告还申请准许修改传票，以便在其中纳入针对上述两名被告的诉讼请求等事项。31 脚注31 × 原告于2021年10月29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6至13段及第51段；传票（第1号修正案），附件A。

62 原告还发现，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的其他部分已被转移至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和一家数字支付服务公司：32 脚注32 × 原告于2021年10月29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14段。

63 因此，原告在SUM 4880案中申请准许将CQB和CQC列为本案的第六和第七被告。与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的情况类似（参见上文[8]），原告认为第六被告和第七被告均为无辜的第三方，并且除信息披露外并未对其提出任何实质性主张。33 脚注33 × 原告于2021年10月29日提交的简要陈述第15段。

64 此外，原告还申请准许在管辖权之外向第四至第七被告（即“新增被告”）送达诉状及相关文件。具体而言，对于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原告申请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即通过替代性送达途径。

65 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15号命令第4(1)条规定，任何人均可被追加为共同被告，条件是：(a) 若分别针对各被告提起诉讼，将产生同一法律或事实问题；以及(b) 原告对两名被告的全部救济请求权均源于同一交易或一系列交易。

66 在我看来，显然在针对第一被告及附加被告的单独诉请中，将会产生共同的法律与事实问题。

67 此外，极为明显的是，原告对附加被告的救济请求权均源于其与现有被告之间的同一交易，即被盗加密货币资产的盗窃与挥霍行为。

68 因此，第15号命令第4(1)条所规定的要件均已满足，我准许了原告的追加申请。据此，我也根据第20号命令第5(1)条，准许原告修改传票，以纳入针对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的诉请。

69 原告申请获准在管辖权之外向第四至第七被告送达诉状及相关文件。

70 正如上诉法院在Zoom Communications Ltd诉Broadcast Solutions Pte Ltd案[2014] 4 SLR 500（“Zoom Communications”）第26段中所指出的，准许在管辖权之外送达须满足三项要求：

71 关于第一项要求，第六及第七被告在新加坡拥有全资子公司，因此其在新加坡拥有以新加坡子公司股份形式存在的资产。38 脚注38 × 原告于2021年10月29日提交的简要意见书第36段。据此，ROC第11条第1款(a)项关于当事人在新加坡有住所、通常居住、从事商业活动或拥有财产的要求已得到满足。至于第四及第五被告，ROC第11条第1款(c)规定，在“诉讼系针对已在新加坡境内或境外妥当送达之人提起，且该境外之人系必要或适当之当事人”时，允许在管辖权之外进行送达。在此情形下，若该人在境内，依ROC第15条本应被适当地列为被告，则其即为“适当当事人”（参见J H Rayner (Mincing Lane) Ltd诉Teck Hock and Co (Pte) Ltd等案[1989] 2 SLR(R) 683第17–19段；White Book第11/1/19段）。本案亦属此情形（参见上文第65–68段）。

72 关于第二项要求，原告须证明就诉请之实体问题存在重大争议（参见Bradley Lomas Electrolok Ltd等诉Colt Ventilation East Asia Pte Ltd等案[1999] 3 SLR(R) 1156第19–20段）。本人认为，该门槛已予满足。第二及第三被告披露的文件显示，第四及第五被告登记的账户很可能仅为转移被盗资产而设立，这表明第四及第五被告极有可能系策划并实际窃取原告被盗加密货币资产之共谋者之一。39 脚注39 × 原告于2021年10月29日提交的简要意见书第45段。至于第六及第七被告，分别为一家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和一家数字支付服务公司，原告对其提出相关信息披露请求亦具有充分理由，正如其对第二及第三被告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参见上文第57–60段）。

73 至于最后一项要求，原告负有举证责任，需证明新加坡为适格审理地（参见Zoom Communications第71–75段）。就此而言，正如Spiliada Maritime Corporation诉Cansulex Ltd案[1987] AC 460（后经Siemens AG诉Holdrich Investment Ltd案[2010] 3 SLR 1007（“Siemens AG”）第5–6段确认）所阐明，法院将通过考量各项指向新加坡为适格审理地的因素，来判断新加坡是否为审理该实体争议的最适当场所。上诉法院的相关论述颇具指导意义（参见Siemens AG第4、7及8段）：

4 … “便利法庭”分析之目的在于确定最适合审理该实体争议的管辖地。仅因指向新加坡的连接因素被所有指向其他地区的连接因素所压倒，便断言新加坡为“非便利法庭”，此种说法并不正确。指向其他地区的连接因素必须指向一个比新加坡更为适当的审理地，而若这些连接分散于多个司法管辖区，则未必能达成这一结论。简言之，只有当存在一个比新加坡更为适当的审理地时，新加坡方可被视为“非便利法庭”。

7 然而，鉴于法院管辖权的性质主要具有地域性，法院在判断其是否对某一争议具有管辖权时，首先以被告所在地为依据——因此，对于位于本国境内的被告，法院当然具有管辖权；而对于位于境外的被告，法院则享有裁量权。从这一意义上讲，存在一项举证责任，即推翻对被告所在地所赋予的表面权重。然而，尽管使用了“举证责任”一词，该责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而是要求根据案件全部具体情况，说明应当赋予每一项连接因素的规范性权重。履行该项举证责任的难易程度同样取决于个案事实——正如戈夫勋爵本人在Spiliada案中所指出的那样（第481页），我国O 11 r 1条英文对应条款所描述的情形“极为多样，既包括……通常会行使裁量权准予许可的情形，也包括准予许可明显更为困难的情形”。同样地，戈夫勋爵还指出（第481页），原告为申请域外送达许可而援引的任何特定理由，在不同案件中的重要性也可能各不相同。

8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对于申请域外送达许可的原告而言，无需证明新加坡“显然”是适当管辖地，即使此处所谓“显然”是指新加坡不仅在最终分析中是最适当的管辖地，而且远远优于其他任何管辖地。诚然，确有一些案件中，适当管辖地显而易见、无可争议。但在涉及国际争议且各项连接因素彼此十分接近的情况下，若要求必须存在一个“显然”最为适当的管辖地，则势必使该争议陷入管辖权上的悬而未决状态。此种结果无益于“不方便法院”原则之宗旨。因此，我们认为，对于申请域外送达许可的原告而言，只需证明新加坡在综合考量并经最终分析后，系审理该争议最为适当的管辖地即可，至于新加坡究竟仅比其他管辖地略胜一筹还是遥遥领先，并不构成关键。

【原文强调部分已省略；新增加部分以斜体标示】

74 在我的判决中，我着重考虑了以下两点：（a）第二及第三被告均设于新加坡，并已遵守披露命令；以及（b）第六及第七被告在新加坡设有全资子公司，且很可能亦会遵守披露命令。上述情形足以表明，即便第四及第五被告均为外国国民，新加坡仍为最适当的管辖地。

75 因此，我准许了原告关于向其他被告发出诉讼文书及相关文件的域外送达许可申请。

76 原告申请通过电子邮件向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送达诉状及相关文件。

77 根据《新加坡规则》第11号命令第3条第(1)款并结合第62号命令第5条的规定，法院可以准许在境外进行替代送达（参见Petroval SA v Stainby Overseas Ltd and others [2008] 3 SLR(R) 856案，“Petroval”案，第[26]段）。根据第62号命令第5条第(1)款，当“法院认为由于任何原因无法亲自向该人送达该文件时”，可下令进行替代送达【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随后，第11号命令第3条第(1)款进一步规定，第62号命令第5条“适用于在新加坡境外送达起诉状等法律文书的情形”。

78 在Petroval案中，法院在准许替代送达时，考虑了对被告进行亲自送达的不可行性，以及所选择的替代送达方式在通知被告有关新加坡诉讼及新加坡法院命令方面的有效性（参见Petroval案，第[26]段）。同样地，我认为本案事实亦具备上述考量因素。

79 首先，在本案中，由于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的下落目前尚不明确，因此难以对其亲自送达诉状等相关文件。注40：原告于2021年10月29日提交的简要陈述书第55段。此外，他们也未必会自愿出面接受送达。此前，原告已通过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向第一被告送达了禁令及披露命令（而在此申请之前，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均为第一被告的一部分且未被指明身份）。然而，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并未回复用于送达的电子邮件。同时，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均曾使用虚拟专用网络服务以掩盖其访问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账户时所处的位置，似乎意在避免一旦身份暴露后被实际定位。注41：原告于2021年10月29日提交的简要陈述书第56段。

80 其次，将诉状及相关文件发送至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的电子邮箱，很可能使他们注意到本案诉讼，因为他们在不到五个月前刚刚使用这些邮箱注册了相关账户。另有证据显示，第四被告甚至在2021年6月仍使用其邮箱地址。注42：原告于2021年10月29日提交的简要陈述书第57、58段。

81 第三，也是我认为最为重要的理由是，第二被告和第三被告的账户系由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开立。尽管其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显示了其实际住址，注43：原告于2021年8月6日提交的第二份宣誓书第46、74页，但似乎开户流程并未核实这些实际住址的真实性。所有沟通均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因此其有效联系点始终为其电子邮箱地址。显而易见，通过电子邮件送达无疑能够使该传票引起账户持有人——即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的注意。

82 鉴于本案具体情况，我认为原告能够对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实施送达的唯一可行方式唯有电子邮件，且此种送达方式必将使该传票为上述被告所知悉。因此，我免除了最高法院实务指引第33条第(2)款关于须先行两次合理尝试亲自送达的要求，并准许原告关于通过替代方式——即电子邮件——向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送达的申请。

83 鉴于上述理由，本院准许了原告在SUM 2444和SUM 4880中的各项申请，并对SUM 4880中请求事项的措辞作了细微更正。

84 关于诉讼费用，应由本案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