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sh 诉匿名人士：NFT 财产禁令与替代送达

1 汽车、书籍、葡萄酒以及奢侈腕表——这些只是收藏家们追捧的众多珍品中的几个例子。然而，对于数字游民而言，尤其是那些深谙区块链与加密货币领域的人士来说，非同质化代币（“NFT”）近来已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收藏品。打个比方，它们之于收藏爱好者，就如同劳力士迪通拿或F.P. Journe腕表之于钟表迷一般。围绕此类NFT的炒作之盛，使得人们时常读到有关其以令人费解的高价售出的消息。不过，对这类NFT的拥趸而言，似乎这一切都物有所值。

2 在本案中，原告是名为“无聊猿游艇俱乐部”（“BAYC”）编号为2162的NFT（以下简称“无聊猿NFT”）的自豪拥有者：1 脚注1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5段。

3 这枚无聊猿NFT对原告而言弥足珍贵。2 脚注2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52段。这一点在其宣誓书中已清晰可见。然而，原告现已丧失对该无聊猿NFT的“占有”，因此提出了本项禁令申请，旨在禁止被告对该NFT进行任何处置。3 脚注3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121段及第132–133段。

4 在早先的CLM诉CLN案【2022】SGHC 46（“CLM”）中，我曾探讨过一个问题：被盗的加密货币资产，特别是比特币和以太坊，是否可以成为专属禁令的适用对象。经审阅相关判例并参考Ruscoe诉Cryptopia Ltd（清算中）【2020】2 NZLR 809（“Ruscoe”）一案的分析后，我在第46段认为，该案原告能够证明存在一项具有充分理由的严重主张，即被盗的加密货币资产足以产生可由专属禁令予以保护的财产权利。

5 本案所涉申请亦引发了类似的问题。这并不令人意外——鉴于现代科技发展的迅猛速度，因新技术的应用与部署而引发的纠纷将日益普遍。大多数律师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在于：普通法体系能否以合乎原则的方式扩展至涵盖涉及此类技术的争议？参见例如Quoine Pte Ltd诉B2C2 Ltd【2020】2 SLR 20（“B2C2（上诉法院）”）第144段；Vincent Ooi，“由软件订立的合同：基于错误理论的进路”（2022）《商业法期刊》第97页第112–113段；Gary Chan Kok Yew与Yip Man（编），《人工智能、数据与私法：理论向实践的转化》（Hart Publishing，2021）。

6 原告主张，无聊猿NFT是一件独一无二且不可替代的艺术品。4 脚注4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5段。该无聊猿NFT属于一个包含一万件其他艺术品的系列，这些艺术品均描绘了具有不同独特属性的猿类。5 脚注5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8段。BAYC系列中的NFT极为受欢迎，并被多位名人所持有，其中包括贾斯汀·比伯，他便拥有这一特定的NFT（如下所示）：6 脚注6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14段。

7 据原告所述，这一点充分说明了BAYC系列中NFT所具有的货币价值，同时也表明此类NFT已成为一种身份象征。7 脚注7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14至15段。

8 关于此类NFT的技术层面，BAYC系列中的每一个NFT均在以太坊区块链上铸造，并在区块链上记录了一个单独且唯一的哈希值，同时附带一个独特的代币ID，用作其来源的公开可验证证明。8 脚注8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9段。无聊猿NFT在区块链上记录的哈希值为：11c6ce8133ae11a9008557dd1c0bdd4b81d‌88b9d1609ab4dac2‌7‌1‌6a‌4b3f14465。9 脚注9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9段。

9 关于无聊猿NFT的视觉特征，原告将其描述为现存唯一的一件。10 脚注10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5段。据NFT交易市场OpenSea称，无聊猿NFT具备以下特殊特征：11 脚注11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11段。

10 原告于2021年8月6日从一名化名“victorjia_eth”的用户手中以15.99 ETH的价格购得了该无聊猿NFT。16 脚注16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19段。原告是NFTfi平台的常客，该平台是一个以NFT为抵押的加密货币借贷社区平台。17 脚注17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26段。他经常与其他用户进行借贷交易，以NFT作为抵押借入加密货币。18 脚注18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27段。他用作抵押的NFT之一便是无聊猿NFT；由于其稀有性和高价值，他得以获得更大额度的加密货币贷款。19 脚注19 × 同上。

11 因为无聊猿NFT对原告而言极为珍贵，他在将其用作抵押时格外谨慎。20 脚注20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28段。例如，他通常只与那些在NFTfi排名系统中位居前列的信誉良好的贷款方合作。此外，在每一次以无聊猿NFT为抵押的借贷交易中，他都会仔细在贷款协议中明确以下条款：21 脚注21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28段。

12 原告解释称，之所以必须明确这些条款，是因为NFTfi通过智能合约来促成此类借贷协议，而智能合约是一种计算机程序，可在预设条件满足时自动执行既定指令（即“NFTfi智能程序”）。22 脚注22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29段。NFTfi的智能程序不仅允许偿还贷款，还赋予贷款方在指定付款未按期支付时单方面对NFT实施“止赎”的权利。23 脚注23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29段。

13 原告依据上述条款（见[9]），已成功利用无聊猿NFT作为抵押借入并偿还了多笔加密货币贷款。各贷款方均遵守了他的约定，且从未行使或声称将行使NFTfi智能程序中的“止赎”选项，亦未试图从其手中收回无聊猿NFT。24 脚注24 × 原告第一份宣誓书第31段。

14 事情似乎对申请人而言进展顺利——直到他开始与被告打交道，而他对被告仅以“chefpierre.eth”这一化名相称。25 脚注25 × 申请人第一份宣誓书第32段。鉴于申请人提出本申请的紧迫性，其背后究竟是何人使用“chefpierre.eth”这一化名尚不明确。然而，据观察，“chefpierre.eth”会在推特上定期发布内容。26 脚注26 × 申请人第一份宣誓书第34段。并且根据申请人的陈述，若给予足够时间，应当能够查明“chefpierre.eth”的真实身份。

15 大约在2022年1月初或前后，申请人联系了“chefpierre.eth”，商讨获得贷款的可能性。27 脚注27 × 申请人第一份宣誓书第47–48段。申请人向“chefpierre.eth”说明了其关于无聊猿NFT的相关条款（参见上文[11]），并明确表示该无聊猿NFT对其极为珍贵，且不愿放弃对该NFT的“占有权”。

16 2022年1月6日，在从“chefpierre.eth”处获得保证，确认无聊猿NFT不会被“强制执行”后，申请人与“chefpierre.eth”签订了一份金额为45ETH的借款协议。该笔贷款期限为90天，年利率为33%。28 脚注28 × 诉状第27段。申请人随后已偿还该笔贷款。

17 2022年3月18日，“chefpierre.eth”再次向申请人提供了一笔贷款。鉴于双方此前的交易往来，申请人对与“chefpierre.eth”进行交易感到放心。双方于2022年3月19日又订立了一份新的借款协议（以下简称“3月19日贷款”），适用申请人惯常条款（参见上文[11]），金额为15万DAI。DAI是另一种加密货币，15万DAI相当于15万美元。29 脚注29 × 申请人第一份宣誓书第45及66段。该笔贷款期限为30天，年利率为45%。30 脚注30 × 诉状第32段。

18 2022年4月17日，申请人告知“chefpierre.eth”，其需要短暂延长还款期限以清偿3月19日贷款。对此，“chefpierre.eth”同意延期，并向申请人保证，待贷款全额偿还后，无聊猿NFT将归还其本人。31 脚注31 × 诉状第35段。

19 两天后的2022年4月19日，申请人通知“chefpierre.eth”，其已通过另一名化名为“homer”的用户寻求贷款，用于偿还3月19日贷款项下的未偿款项。32 脚注32 × 诉状第36段。经协商后，“chefpierre.eth”同意与申请人签订再融资贷款协议。根据该新协议，申请人将向“chefpierre.eth”申请一笔新贷款，以无聊猿NFT作为抵押；而“chefpierre.eth”则会从提供给申请人的新资金中扣除3月19日贷款项下的剩余欠款。33 脚注33 × 诉状第38段。

20 然而，“chefpierre.eth”随后改变主意，发出最后通牒，声明若3月19日贷款未能在2022年4月21日上午5时新加坡时间前全额偿还，则其将不再延长任何再融资贷款，并将依据NFTfi智能程序行使“强制执行”权利。34 脚注34 × 诉状第41段。

21 申请人措手不及，无法筹措到足额资金以偿还3月19日贷款。35 脚注35 × 诉状第43段。“chefpierre.eth”遂依NFTfi智能程序之“强制执行”条款，将无聊猿NFT由NFTfi的托管账户转移至其个人加密钱包内。36 脚注36 × 诉状第44段。

22 原告称，此事令他深感绝望。然而，他仍抱有一线希望，认为“chefpierre.eth”在收到全额付款后会归还该无聊猿NFT。因此，原告支付了3月19日贷款的部分款项，并提醒“chefpierre.eth”双方协议的相关条款。37 脚注37 × 诉状第45段。“chefpierre.eth”却拒绝进一步讨论此事，并告知原告其将自行保留该无聊猿NFT。此后，“chefpierre.eth”退还了原告已支付的部分款项，并阻止原告继续付款。38 脚注38 × 诉状第46段。

23 此后，原告发现“chefpierre.eth”已在OpenSea（一个在线NFT交易平台）上将该无聊猿NFT挂售。据原告所述，针对该无聊猿NFT已有数笔报价。39 脚注39 × 诉状第47段。

24 因此，原告对被告“chefpierre.eth”提起诉讼，并主张：

25 鉴于该无聊猿NFT存在被转移或处置的现实风险，44 脚注44 × 原告简要陈述第3段，原告于2022年第1800号传票（“SUM 1800”）中向法院紧急申请如下命令：

26 我于2022年5月13日听取了原告代理律师的陈述，并准许了该项申请。以下为我作出该决定的理由。

27 原告主张，尽管被告的住所地、居住地及现居地均不详，新加坡法院仍为审理该禁令申请的适格法院，理由如下：45 脚注45 × 原告书面陈述第51段。

28 原告还向我引述了Tulip Trading诉Bitcoin Association for BSV等案[2022] EWHC 667（“Tulip Trading”）。该案原告Tulip Trading Limited（“TTL”）曾遭受黑客攻击，导致其无法控制或使用其所声称拥有的大量比特币。TTL主张，被告虽均不在英国境内，但系相关数字资产网络的核心开发者及/或实际控制该软件。TTL提起诉讼，指控被告对其负有信托义务及/或侵权责任，并申请在境外送达法律文书。2021年5月7日，法院准许了该项境外送达申请。然而，部分被告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致使法院不得不重新审议是否应再次批准该项境外送达申请，即实质上进行重新审理：见Tulip Trading案第[47]段。随后，Falk法官需裁决的问题是，是否满足VTB Capital plc诉Nutritek International Corp等案[2012] EWCA Civ 808第[99]至[101]段所归纳的关于申请境外送达许可的各项要件，具体如下：

29 Falk法官撤销了此前准许境外送达的命令，理由是TTL未能证明本案存在值得就实体问题予以审理的重大争议。然而，若确实存在重大争议（见Tulip Trading案第[167]段），Falk法官认为英格兰乃审理该纠纷的适格法域，且法院应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准许将诉讼程序在境外送达。在其看来，主要连接因素包括TTL在英国境内的存在，尤其是其代理人及主要证人Wright博士自2015年起一直居住于英国并拟申请入籍；此外，TTL亦在以下论点上占据优势：涉案数字资产位于英国境内，且损害已在此地发生或即将发生。

30 在本案中，本人确信法院具有审理本案申请的管辖权。尽管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可能在确定管辖权方面带来一定困难，但在本人看来，必须存在一个具备审理该纠纷管辖权的法院。就本案而言，根据现有事实，该法院即为新加坡法院。主要连接因素在于原告位于新加坡，并在此开展业务。

31 “chefpierre.eth”这一化名背后的身份尚不为人所知。在提交的书面意见中，原告援引了布卢姆斯伯里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诉新闻集团报业有限公司案[2003] 1 WLR 1633，主张只要对这些身份不明者的描述足够明确，足以识别出属于或不属于该描述范围的人，法院即可针对身份不明者颁发禁令。49 脚注49 × 原告书面意见第6段。原告还援引了我在CLM案中的判决，其中我认定（见[31]）法院有权针对该案中的第一被告——同样为身份不明者——作出临时命令。

32 然而，CLM案中的申请系依据旧版《法院规则》（第322章，R5，2014年修订版）（“ROC 2014”）提出。我曾认定，ROC 2014并未要求必须具体指明被告姓名（见CLM案[28]）。但本案申请系于2022年4月1日之后提出，因此应适用新版《法院规则》（第322章，2021年《法院规则》）（“ROC 2021”）。在此，原告主张ROC 2021并无任何条款要求必须具体指明被告姓名。50 脚注50 × 原告书面意见第8d段。

33 根据ROC 2021，传票现称为“起诉状”。起诉状须采用表格8：ROC 2021第6条第5款第1项。同样，原称“起诉传票”的文件，在ROC 2021下现称为“起诉申请”，其格式须为表格15（需送达之情形）或表格16（可免予送达之情形）：第6条第11款第1项。细览表格8与表格15可知，原告及被告的姓名和身份识别号码均须载明。然而，第3条第6款规定，包含相关表格的实务指引“应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变通使用”。

34 正如我在CLM案中所指出（见[29]），关于ROC 2014第2条第1款：

… 即使针对身份不明者启动诉讼程序的行为违反了ROC，此种违规亦仅被视为程序上的瑕疵，除非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另行作出相应裁定，否则不会导致整个诉讼程序无效：

违反规则（第2条第1款）

1.—(1) 在启动或拟启动任何诉讼程序时，或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与诉讼有关的任何阶段，若因已实施或未实施的事项而导致未能遵守本规则的要求，无论是在时间、地点、方式、形式、内容或其他方面，该等未遵守行为均视为程序瑕疵，且不得致使相关诉讼程序、诉讼中的任何步骤、以及其中的任何文书、判决或命令归于无效。

(2) 除第3款另有规定外，法院得基于第1款所述之未遵守情形，并依其认为公正的成本或其他条件，全部或部分撤销发生该等未遵守情形的诉讼程序、诉讼中的任何步骤、以及其中的任何文书、判决或命令；或者依照本规则赋予的权力，允许作出必要修正（如有），并酌情就诉讼整体作出适当命令。

【加粗斜体强调】

显然，上述条文中所提及的“命令”包括诸如禁令之类的临时性命令。

【原文强调】

35 然而，根据ROC 2021，第3条第2款第4至第5项规定：

法院的一般职权（第3条第2款）

(4) 当出现违反本规则、其他成文法、法院命令或指示、或实务指引的情形时，法院得行使下列全部或部分职权：

(a) 除第5款另有规定外，豁免该规则、成文法、法院命令或指示、或实务指引之未遵守；

(b) 拒绝受理或禁止使用任何文书；

(c) 拒绝审理某项案件，或在未开庭情况下予以驳回；

Ideals (O. 3, r. 1)

(a) fair access to justice;

【加粗强调】

43 高等法院普通部依据《1969年最高法院司法管辖法》（2020年修订版）第一附表第5(a)款结合第18(2)条的规定，有权颁发临时所有权禁令。然而，要获得该项禁令，申请人必须证明以下各项要求（参见Bouvier, Yves Charles Edgar等人诉Accent Delight International Ltd等案上诉[2015] 5 SLR 558，“Bouvier”案第[143]至[164]段）：

44 原告主张，Bouvier案中的各项要求均已满足。鉴于事实“由原告所作之陈述得到充分佐证，包括原告与被告之间同期的书面往来以及双方就[Bored Ape NFT]及NFTfi智能程序之使用所采取的相关行动”，因此存在须予审理之重大争议问题（参见脚注52×原告书面陈述第30段）。此外，由于本案涉及之资产系基于区块链技术，有关Bored Ape NFT及其加密货币交易之记录均公开且无可辩驳（参见脚注53×原告简要陈述第5(a)段）。原告还指出，从便利性权衡来看，应准予颁发该禁令：若不予准许，被告将得以处置Bored Ape NFT；而一旦发生此种情形，因Bored Ape NFT乃独一无二且不可替代之艺术品，原告所遭受之损失将无法通过损害赔偿予以弥补（参见脚注54×原告简要陈述第5(b)段）。

45 现在，我将着手处理布维耶案中所列的第一项要求。正如我在CLM案中所指出的（见[39]）：

39 正如上诉法院在布维耶案中所述（见[151]），就申请临时性财产禁令而言，只要“原告就其享有财产利益这一主张具有严重可争辩性”，即可满足证明存在重大争议问题的第一项要求。在此方面，法院在临时程序阶段并不对复杂的法律或事实问题进行深入审查。

【加粗强调】

46 因此，原告必须证明其就无聊猿NFT享有财产利益这一主张具有严重可争辩性。当然，这一主张的前提是：无聊猿NFT，或一般意义上的NFT，能够产生可通过财产禁令予以保护的财产权利。

47 因此，以下问题需要予以审议：

48 现在，我将逐一审议上述各项问题。

49 在此之际，或许适宜对NFT背后的技术略作探讨。应当指出的是，NFT不仅与数字艺术品、音乐和文字相关联，还涉及诸如活动门票等合同性资产，以及汽车、游艇等实物资产。鉴于本案所涉标的为数字艺术品，我将讨论范围限定于此类NFT，并以首枚由化名“Beeple”的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NFT为例。

50 Beeple创作了一件名为“每一天：前5000天”（“Beeple的艺术品”）的作品（其缩略图如下所示）：

5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图像乃由一段代码（即“图像文件”）生成，该代码指示计算机在屏幕上呈现相应图像。图像文件可采用多种格式，如JPG、PNG、GIF、MP4等。与特定NFT相关的图像文件可能存储于区块链本身（即“链上NFT”），但若图像尺寸较大，则存储成本可能较高。更为常见的是仅将图像的元数据存储于区块链上（即“链下NFT”）。元数据中包含有关图像文件的信息，例如作者、文件创建日期、文件大小等。元数据文件生成后，会进一步进行“哈希运算”。

52 Beeple的艺术品文件大小约为300兆字节，存储于一个名为“星际文件系统”（IPFS）的去中心化文件共享系统中，链接如下：https://ipfsgateway.makersplace.com/ipfs/QmXkxpwAHCtDXbbZHUwqtFucG1RMS6T87vi1CdvadfL7qA。就Beeple的艺术品而言，指向IPFS中图像文件的链接被嵌入在其元数据文件之中。

53 随后，Beeple的元数据通过算法进行了“哈希运算”，其中较为常见的算法为SHA2-256，从而生成固定长度的输出（即“哈希值”）。这意味着，完全相同的文件始终会产生相同的哈希值。哈希值用于识别图像中的原始数据；一旦原始图像发生任何改变，所产生的哈希值也将随之不同。在本案中，Beeple的艺术品的哈希值为：QmXkxpwAHCtDXbbZHUwqtFucG1RMS6T87vi1CdvadfL7qA。

54 此时，人们可能会疑惑：NFT究竟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何种位置？Beeple利用一种代码（或加密领域所称的“智能合约”）——MakersTokenV2——创建了该代币；该代码系基于广受欢迎的ERC721标准衍生而来，而ERC721正是以太坊区块链上大多数NFT的基础。这段代码的作用是在Beeple的加密钱包地址中创建一个新的代币，作为钱包的控制者，Beeple可以将该代币转移至其他加密钱包（例如支付价款的买家）。这种将代币转移至其他钱包的能力，实际上意味着Beeple是该NFT的“所有者”。

55 NFT常被描述为“由智能合约驱动、受区块链技术保护的所有权证书”：Pinar Caglayan Aksoy与Zehra Ozkan Under，《NFT与版权：挑战与机遇》（2021年），第16卷第10期《知识产权法律与实践期刊》，第1115页。然而，根据我们上述对NFT的粗略说明，不难看出，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本案中，NFT所承载的不过是一个指向实际图像所在服务器的链接。即便涉及“链上NFT”，其实质也只是一段包含图像代码的字符串。

56 基于此，有人可能会认为，当人们“购买”NFT时，所获得的仅仅是一种信息。然而，若将NFT视为信息，则势必会面临对其赋予财产地位的强烈质疑。正如李佩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李佩婉，《个人数据作为专有资源》，载于Gary Chan Kok Yew与Yip Man主编《人工智能、数据与私法：理论转化为实践》（Hart Publishing，2021年），“个人数据作为专有资源”，第101页）：

总而言之，将信息视为财产所面临的真正反对意见主要有两点。首先，信息的自由流动至关重要，因此原则上不应限制信息的获取。其次，由于信息在功能与概念上的流动性与可变性，其与传统所有权、产权及转让等概念并不契合。这些确是严峻的障碍，但绝非不可逾越的绝对阻碍。如上文所述，个人在隐私与自我决定方面的利益构成了重要的制衡力量，足以在一定程度上为限制信息获取提供正当理由。尽管总体而言信息不应被私有化，但个人数据作为增强数据主体法律权利与控制的一种手段，或许值得予以特殊对待。当然，由于信息具有无形性和非竞争性，在自然状态下并非一种可排他性的资源；若欲实现排他性，只能通过法律手段加以人为构建。

【强调部分已添加】

57 然而，就加密资产（即加密货币、代币及NFT）而言，将其定性为信息可能并不完全恰当。正如Gendall法官在Ruscoe案中指出的那样（见[127]）：

【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将加密货币视为单纯的信息都是错误的，原因在于：

（a）加密货币存在的全部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可交易的价值载体，而非仅仅用于记录或秘密传递知识与信息。尽管加密货币并未以银行承诺作为支撑，但记录其存在并赋予其排他性的数据组合，本质上与银行的电子记录并无二致。此外，私钥的使用还提供了一种转移该价值的方式，这在运作机制上或许类似于电子银行账户中的PIN码。

（b）而且，依我之见，加密货币并不比合同条款更仅仅是信息。使一份合同能够成为财产的，并非那些文字本身，甚至也不是仅具人身义务的约束性承诺，而是因为衡平法承认，由文字所创设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法律关系，并为此建立了相应的权利转移机制。同样地，区块链上构成加密货币的相关数据亦具备独特的关系与转移体系。

（c）在Boardman v Phipps一案中，Upjohn勋爵曾指出：“一般而言，信息根本不是财产，它通常对所有拥有眼睛阅读、耳朵倾听的人开放。”这一表述似乎从原则上印证了信息难以被视为财产的事实——即信息可以无限复制。然而，这一情况并不适用于加密货币：每一枚记录相关数据的公钥在系统中均独一无二，并且受到相应私钥的保护，未经同意不得随意转移。

58 我同意Gendall法官在Ruscoe案中的观点。NFTs在剥离其基础技术后，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而是以特定方式编码并安全存储于区块链账本上的数据：参见Amir Soleymani诉Nifty Gateway LLC案[2022] EWHC 773第9段；Hermès International与Hermès of Paris, Inc.诉Mason Rothschild案（2022）F.Supp.3d第1段。将NFTs定性为单纯信息，会忽视编码数据与区块链系统之间独特的关联——正是这种关联使得该编码数据能够以安全且可验证的方式从一个用户转移到另一个用户。将信息视为财产所面临的真正异议，取决于其被使用的功能，而非其本身是信息这一事实：David Fox与Sarah Green，《公私法中的加密货币》（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44段。当Upjohn勋爵在Boardman v Phipps案[1966] 3 WLR 1009中使用“信息”一词时，他是在指此类信息能够使读者获得某种认知的语境下使用。

而在NFT的情境下，其所涉及的信息是一串计算机代码（本质上由0和1组成），并不会向阅读者提供任何知识，而只是在某一系统下向计算机发出指令，使NFT的“所有者”得以对其从自身钱包向任何其他钱包的转移享有排他性控制。

59 同样地，司法实践中对“运用财产概念保护数字资产”的支持日益增强：参见《个人数据作为专有资源》第96页。例如，在Elena Vorotyntseva诉Money-4 Limited t/a Nebeus.com等案[2018] EWHC 2596 (Ch)（“Money-4 Limited”）中，申请人针对第一被告Money-4 Limited（以Nebeus.com名义经营）及其董事提出了紧急的单方面冻结令申请。申请人曾向Nebeus.com交付约293个比特币及400个以太币，总价值达150万英镑。申请人的律师要求Nebeus.com确认这些加密货币仍在其持有之下且未被挥霍。由于未能获得相关确认，遂申请了冻结令。尽管审理该案的Birss法官确信法院在适当情况下有权作出此类命令，但并未有任何论据表明加密货币不能被视为一种财产，或“受法院管辖的当事人不得被禁止从事相关交易或处置行为”（Money-4 Limited案第13段）。

60 关于加密货币是否可被视为一种财产的问题，在AA诉身份不明人士案[2019] EWHC 3556 (Comm)（“AA”）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探讨。在该案中，原告系一家加拿大保险公司的承保人，该公司遭到第一被告的黑客攻击。第一被告绕过了该公司的防火墙，并植入名为“Bitpaymer”的恶意软件，致使公司计算机系统被加密。随后，第一被告提出勒索要求——以支付比特币为条件换取解密工具。投保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支付了约合95万美元的比特币赎金。后续调查追踪发现，所支付的比特币最终流向第二被告，其钱包地址由第三、第四被告运营的加密货币交易所（Bitfinex）所掌握。为此，原告针对第四被告账户内持有的比特币申请了专有禁令。审理该案的Bryan法官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初步且根本性的问题：这些比特币究竟是否属于财产？（AA案第55段）。在此，Bryan法官指出，当前的直接困难在于，“英国传统上仅将财产划分为两类：占有之物与请求权之物”（AA案第55段，引述Colonial Bank v Whinney案[1885] 30 Ch.

D 261，“Colonial Bank”）。然而，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并不完全符合上述任何一类，因此无法被归类为财产：AA案第56段及第58段。

61 然而，布赖恩法官认为，“基于英国财产法仅承认‘占有之物’与‘诉讼请求权’两种财产形式这一前提作出判断是错误的”（AA第[58]段）。为此，他大量引用了由英国司法管辖区特别工作组发布的关于加密资产与智能合约的法律声明（以下简称“法律声明”）。在该声明中，工作组指出，殖民银行案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范围，因为各方均无争议股票属于财产；该案的关键在于这些股票是否属于《1883年破产法》所界定的“诉讼请求权”范畴：见法律声明第[71]段。至于弗莱法官在该案中的表述，即“人身之物要么处于占有状态，要么处于诉讼请求权状态，不存在第三种类别”，尽管这可能在逻辑上暗示非有形之物若非诉讼请求权则不属于财产，但尚不清楚弗莱法官是否意指此推论，且无论如何，该表述不应被视为其裁判理由的一部分：见法律声明第[74]段。因此，工作组认为，殖民银行案不应被视为限定了法律上何种事物可构成财产的范围，相反，该案表明普通法能够通过拓展“传统定义与概念”以适应新的商业实践：见法律声明第[77]段。

随后，工作组又考察了诸如“赫尔维蒂亚综合保险公司诉德国财产管理人案”[1931] 1 KB 672以及“Your Response有限公司诉Datateam商业媒体有限公司案”[2015] QB 41等判例，并结合多项以无形财产不限于诉讼请求权为前提界定财产的法律规定，最终得出结论：“即便某种加密资产按照该术语的狭义定义并非诉讼请求权，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其不能被视作财产”：见法律声明第[78]至[84]段。

62 因此，该法律声明成为布赖恩法官得出结论的基础：尽管依据该术语的狭义定义，某种加密资产可能并非诉讼请求权，但仍可被视为财产：见AA第[59]段。据此，他认定比特币等加密资产符合国家省银行有限公司诉艾恩斯沃思案[1965] AC 1175（以下简称“Ainsworth”）第1248页所确立的四项标准——即必须“具有可界定性、能为第三人识别、在性质上可由第三人取得，并具备一定程度的持久性或稳定性”。

63 然而，正如凯尔文·洛教授在其评论文章“比特币作为财产：欢迎明确性？”（2020）第136期《法律季刊评论》第345页（以下简称“比特币作为财产”）第347–348页所指出的那样：

在19世纪末，普通法中“物权请求权”的性质曾是本评论期刊内激烈争论的主题：参见Elphinstone（1893）第9卷《法律季刊》第311页；Sweet（1894）第10卷《法律季刊》第303页；Broadhurst（1895）第11卷《法律季刊》第64页；Williams（1895）第11卷《法律季刊》第223页；Sweet（1895）第11卷《法律季刊》第238页。当时，一个最为重要的关切在于：适用于传统合同项下物权请求权的规则，例如关于转让的规则，是否同样适用于诸如股票与知识产权等新型无形财产？参见Holdsworth（1920）第33卷《哈佛法律评论》第997页，第1029段。这一问题也是解释1977年《专利法》第30(1)条中那条令人费解的法定规则的最佳依据——该条规定专利为无形财产而非物权请求权：参见Bridge等人著《个人财产法》，第二版（2017），第175–176页。

事后看来，这种担忧已被证明并无根据（参见Crosstown Music Company 1, LLC诉Rive Droite Music Ltd案[2010] EWCA Civ 1222；[2012] Ch.68第35段及第92–93段，涉及著作权，而著作权并未被如此法定归类），但另一种更为概念性的忧虑似乎已深深扎根。同样基于对执行权利之狭隘理解的推理痕迹，亦可在Armstrong DLW GmbH诉Winnington Networks Ltd案[2012] EWHC 10 (Ch)；[2013] Ch.156第48段中找到，且该观点曾受到Low和Lin（2015）第27卷《英国法律杂志》第377页的批评。据此，只有Hohfeld式的请求权（参见Hohfeld（1913）第23卷《耶鲁法律杂志》第16页）方能被视为物权请求权范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法院竟允许针对那些并非物权请求权的无形财产提起诉讼，因为这些财产并不包含可通过诉讼强制执行的权利，而这一现象却似乎未被上述观点的支持者所察觉。

然而，正如笔者在另一处所指出的那样，在Bridge等人著《个人财产法》（2017）第175页中：

[此种关于物权请求权的观点]既过分强调了诉权的必要性，又低估了现代法院所能提供的丰富救济手段。就前者而言，诉权旨在确保义务之履行，而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即便是在狭义意义上，物权请求权也更多地通过履行本身得以实现，而非借助诉讼途径……至于后者，宣告性救济与预防性禁令救济的存在，亦大大削弱了那种认为侵权前并不存在任何诉权的批评之声。

这种推理过程中的致命缺陷，亦由英国司法管辖工作组法律声明中一句耐人寻味的表述所凸显（见第76段，Bryan J.于第58段引用自AA）：

此句唯一能够自圆其说的方式，便是将其前半部分所指的“物权请求权”范畴，与后半部分所持的、以Hohfeld式请求权为标准的狭隘可执行性观念相分离。否则，该表述将构成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

【强调部分已添加】

64 鉴于Bryan J.在认定加密资产即便不属于物权请求权范畴仍可构成财产时，依赖于该法律声明，因此有必要剖析Low教授对该法律声明之批评中所提及的“那句耐人寻味的表述”。最初，“物权请求权”一词涵盖所有可通过诉讼强制执行的权利，其中包括债权以及合同项下的诉权等（参见Michael Bridge著《个人财产法》（牛津大学出版社，第四版，2015）第229页）。然而，此后该概念逐渐扩展至包括诸如债券之类的文件，此类文件用以证明或确认相关诉权的存在：参见W.S. Holdsworth著《普通法对“物权请求权”的历史考察》（1920）第33卷《哈佛法律评论》第997页（“物权请求权的历史”）。随后，其他文书如提单、保险单亦被纳入其中——不过，这些保险单实则系证明某种无形财产权利的凭证。由此，进一步将诸如专利与著作权等“更明显属于无形财产类型”的事项纳入其中便顺理成章：见“物权请求权的历史”第998页。

65 考虑到上述简要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洛教授对《法律声明》中所采用的推理方式的质疑。该声明的表述如下：上议院在“殖民银行案”中赞同弗莱法官关于分类问题的观点，其依据似乎是：A而非B，其中：

66 如果A中的“诉讼请求权”按照传统意义来理解（即可通过诉讼主张或强制执行的权利或请求），那么A等于B，此时该句便毫无意义。据洛教授所言，只有当A中所指的“诉讼请求权”并不意味着可通过诉讼主张或强制执行的权利时，该句才有意义。因此，A中“诉讼请求权”的含义必须超越单纯的“可通过诉讼强制执行的权利”，而从历史上对诉讼请求权的处理来看，似乎的确如此（参见上文[64]）。

67 到目前为止，显而易见的是，“诉讼请求权”和“无形财产”等术语在其使用中的含义可能并不十分明确（另可参见谭玉麟著《个人财产法》（Academy Publishing，2014年）第01.004段及第01.011段）。如果它们如洛教授所建议般具有同义性，则有可能运用弗莱法官的“第三种观点”来回答诸如比特币或NFT之类的加密资产是否构成财产的问题。支持采纳更广义的“诉讼请求权”概念的论据可见于根达尔法官在“鲁斯科案”中的论述（另可参见林丽香诉官方受托人案【2012】1 SLR 228第[28]段，引述郭志良卡尔诉遗产税专员案【1988】1 WLR 1035第1040E–G段）。他指出，反对认定加密资产为财产的常见理由在于，它们既非有形物也非诉讼请求权，而这两者正是普通法所承认的两类财产（参见“鲁斯科案”第[122]段）。然而，在他看来，这一反对意见实属误导——最多只能说，加密货币应当被归类为诉讼请求权（另可参见Alvin W-L See与Yip Man合著的“错误转账比特币之返还”（2022年）《劳埃德海事与商业法季刊》第46页第48段）。

他进一步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某种看似比单纯债务更具财产属性的东西，却在单纯债务尚且符合财产定义的情况下，竟被完全排除在财产之外”（参见“鲁斯科案”第[124]段）。

68 尽管如此，在本案中并未就诸如NFT之类的加密资产是否可被视为诉讼请求权，以及弗莱法官“第三种观点”的潜在适用性提出任何论点（参见Jeremiah Lau著“那颗新栗子——比特币的财产地位”（2020年）《劳埃德海事与商业法季刊》第378页第381–382段）。判例法的发展趋势一直是采用艾恩斯沃思标准来判定加密资产是否属于财产，而这一点我也曾在CLM案件中予以考虑（参见CLM第[46]段）。在AA案中，布赖恩法官绕过了弗莱法官的“第三种观点”，转而依据艾恩斯沃思测试认定加密货币属于财产（参见AA第[59]段）。而在“鲁斯科案”中，由于辩方未强调普通法仅承认两类个人财产且加密货币均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根达尔法官似乎亦采用了艾恩斯沃思标准（参见“鲁斯科案”第[123]段）。

69 然而，正如一些人可能指出的那样，艾恩斯沃思测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循环性：Gray和Gray，《土地法要素》（牛津大学出版社，第五版，2009年）第97页。Low教授也认为，使用该测试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普通律师对‘财产’一词所赋予的各种含义”，尽管事实上，“信托标的与物权禁令标的之间的范围，远超威尔伯福斯勋爵在艾恩斯沃思案中所设想的范畴”：见《比特币作为财产》第349页。在此，我需要强调的是，本案系紧急的单方面听证——因此，我并未获得被告方的陈述意见。据我所知，其他法院在处理涉及加密资产物权性质的类似问题时，亦曾适用过艾恩斯沃思标准。此外，经审查Gendall法官在Ruscoe案中的分析后，我认为艾恩斯沃思标准可被有效用于判断加密资产是否属于财产。尽管如此，仍需指出的是，我在CLM案及本案中作出的裁决均针对中间程序申请，故应结合其特定语境予以理解。若能获得更为充分的陈述意见，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基于上述考虑，现转而考察艾恩斯沃思标准在本案中的适用情况。在CLM案中，我曾在[46]段明确指出，加密货币符合艾恩斯沃思案所界定的财产权之定义。

同样，在本案中，我也认为此类NFT确实满足艾恩斯沃思标准。首先，艾恩斯沃思标准的第一项要求是权利必须“可界定”——实质上，该资产“必须能够从同类或其他类别的其他资产中被分离并加以识别”（参见CLM案[45(a)]，引述Ruscoe案[104]）。这一要件易于满足——如前述[49]至[56]段所述，元数据在NFT中居于核心地位，正是这些元数据使每个NFT彼此区别开来。

70 第二项要求是“该资产必须拥有一个能够为第三方所认可的所有者”（参见CLM案[45(b)]，引述Ruscoe案[109]）。就NFT而言，推定的所有者即为控制与该NFT相关联钱包之人。与加密货币类似，由于非所有者无法凭私钥处置该NFT，因而实现了排他性。

71 第三项要求是“该权利必须能够被第三方所承继，而这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第三方须尊重该资产所有者的权利；二是该资产必须具有潜在的可欲性”（参见CLM案[45(c)]，引述Ruscoe案[114]）。在本案中，我认为上述要求均已得到满足。首先，区块链技术的特性使所有者享有将该NFT转让给第三方的专有权利，这凸显了所有者的“权利”属性。其次，此类NFT显然已成为市场交易的活跃标的。

72 第四项也是最后一项要求是“该权利乃至该资产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持久性或稳定性”，尽管这一门槛较低，因为“一张足球比赛门票虽可能存续极短，却无疑被视为财产”（参见CLM案[45(d)]，引述Ruscoe案[117]）。涉案NFT所具有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与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无异——而如今，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大多仅以账面记录形式存在，而非实际的现金。

73 虽然以上论述已足以回应相关争议，但我仍愿提出两点观察。首先，原告在其书面陈述中援引了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在B2C2有限公司诉Quoine私人有限公司案【2019】4 SLR 17（以下简称“B2C2案”）中的判决，主张“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数字资产，在信托目的下可被视为广义上的财产”。详见脚注55×原告书面陈述第19段。

74 然而，正如我在CLM案中所指出的（参见[42]段）：

【强调部分已添加】

79 在此，原告敦促本庭认定，权衡各方便利后，应准予颁发禁令。其代理律师主张，若允许被告将“无聊猿”NFT转让给其他方，则原告仅凭损害赔偿金难以弥补其所遭受的损失。56 脚注56 × 原告书面陈述第32段。其理由在于，“无聊猿”NFT系极为独特的艺术品，且为世间唯一。57 脚注57 × 原告书面陈述第34段。

80 尽管本人同意权衡各方便利后应准予颁发禁令，但需指出的是，根据我们对NFT概念的简要说明（参见上文[49]–[56]），将“无聊猿”NFT描述为“极为独特且世间唯一”的艺术品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无聊猿”NFT的图像以文件形式存在，可被多次复制。在此案中真正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是代表该NFT在区块链上的那一串代码。一旦该代码被转移至第三方，原告可能再也无法将其追回，因此法院就“无聊猿”NFT所作出的任何财产性救济措施都将形同虚设。

81 鉴于上述理由，本人准予了原告所请求的财产性禁令。

82 鉴于新加坡法院系审理本案的适当管辖法院，我本应依据第8号命令第1条准予在境外送达。然而，原告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形，申请采用境外替代送达方式。

83 根据2014年《民事诉讼规则》，替代送达的规定载于第62号命令第5条，其内容如下：

替代送达（第62号命令第5条）

第5条——（1）凡依本规则任何条款规定须亲自送达之文件，如经法院认定因任何原因无法亲自送达该文件时，法院得依格式136作出命令，准许对该文件进行替代送达。

（2）申请替代送达命令，应当以传票提出，并附具格式137所载之宣誓书，说明申请所依据之事实。

（3）就本规则项下获准之文件，其替代送达应按法院指示采取必要步骤，使受送达人知悉该文件内容。

（4）为前款所述目的，法院为实施替代送达而指示采取之步骤，包括使用法院指定之电子手段（含电子邮件或互联网传输）。

84 根据2021年《民事诉讼规则》，第8号命令第2条规定了在新加坡境外进行送达的各种方式，其内容如下：

新加坡境外送达方式（第8号命令第2条）

第2条——（1）经法院依照第1条第2款取得许可后，原诉状或其他法院文书得依下列方式在新加坡境外予以送达：

（a）按照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的方式；

（b）如有适用于该外国之民事诉讼公约，则依该公约规定之方式；

（c）如该外国政府愿意配合，则由该国政府实施送达；

（d）如该外国司法机关愿意配合，则由该司法机关实施送达；

（e）通过该外国境内的新加坡领事机构；

（f）依该外国法律所规定之方式。

（2）除非某项民事诉讼公约、条约、外国政府或司法机关另有规定要求原诉状或其他法院文书必须由新加坡政府或司法机关发出，否则上述第1款第（c）、（d）及（e）项所列主体可由送达方自行负责送达，但送达方须为此聘请律师。

（3）如原诉状或其他法院文书确需由新加坡政府发出，送达方之律师应将该等文书连同致登记官之函件一并递交，请求登记官转交外交部，并在函件中注明该文书在外国之送达方式。

（4）所有拟在新加坡境外送达之原诉状或其他法院文书，均须附有该外国官方语言之译文；如该国有多种官方语言，则应选择适合受送达人之任一官方语言译文，但若该国官方语言或其中一种官方语言为英语者除外。

（5）译文须由具备相应资格之人认证，且认证书应载明译者之全名、住址及其资质。

（6）本规则所规定之事项，不得与该外国之法律相抵触。

85 简略审视第8号命令第2条可知，似乎并无关于在新加坡境外进行替代送达之相关规定。然而，在涉及新加坡境内送达时，第7号命令第7条则明确规定：

替代送达（第7号命令第7条）

第7条——（1）如某一文件依法应亲自送达，而实际操作上难以实现亲自送达时，当事人得申请以替代送达方式完成送达。

(2) 法院可以命令采用任何能够有效使待送达文书为被送达人知悉的替代送达方式，包括使用电子手段。

(3) 替代送达应当在法院作出命令后十四日内完成。

86 由于第7号规则（涉及新加坡境内的送达）规定了替代送达制度，而第8号规则（涉及新加坡境外的送达）并未设有类似规定，乍一看似乎表明我无权依据《2021年民事诉讼规则》准许新加坡境外的替代送达。因此，我指示原告就此问题进一步向我提交意见。

87 原告主张，根据《2021年民事诉讼规则》，法院仍保有准许新加坡境外替代送达的自由裁量权。在此，第8号规则第2条第1款规定了一项“非穷尽性的清单”，列明了原诉状及其他法院文件可在新加坡境外送达的方式。58 脚注58 × 原告进一步提交意见第4段。这是因为第8号规则第2条第1款未使用强制性措辞，仅表述为“原诉状或其他法院文件可按下列方式在新加坡境外送达”。此外，第8号规则第2条并未设定封闭式清单，因为在第8号规则第2条第1款(e)与第2条第1款(f)之间，并未使用“或”这一连接词。相比之下，《2021年民事诉讼规则》中的其他条款则似乎设定了封闭式清单，例如第6号规则第1条第3款规定：

启动诉讼程序的方式（第6号规则第1条）

（3）原告必须通过原诉状启动诉讼程序，当——

（a）本规则或任何成文法有此要求；

（b）该诉讼系依据任何成文法向法院提出的申请；或

（c）该诉讼仅或主要涉及对任何成文法、文书或文件的解释，且相关事实并无争议。

【加粗强调】

88 我赞同这一分析。在我看来，第8号规则第2条第1款并未明确限定新加坡境外送达原诉状或其他法院文件的具体方式。这一结论亦得到《2021年民事诉讼规则》起草者在《民事司法委员会报告》（2017年12月29日）第6章“新加坡境外送达”中所作评述的支持，该报告指出：

范围

1 本章规定了关于原诉状及其他法院文件在新加坡境外送达的相关条款，基本沿用了现行第11号规则，同时对其条文进行了简化与重新编排。

经法院批准的境外送达

2 与其逐一列举所有允许在新加坡境外送达原诉状的情形，第1条第1款反而规定了获得法院批准进行境外送达的条件，即证明法院具有管辖权或系审理该案的适当法院。这使得原告无需再仔细核对现行规则中冗长的许可情形清单，以期符合其中一项或多项描述；同时也避免了某些本应在新加坡境内审理的案件类别实际上未被列入清单的情况。

89 显而易见的是，《2021年民事诉讼规则》并非旨在彻底改变有关一般管辖权以及原诉状或其他法院文件在新加坡境外送达的制度，而是意在简化程序，例如免除原告逐一核查哪些情形下允许境外送达的必要。

90 最后一点，法院允许在管辖权之外进行替代送达的权力由来已久（参见例如：Porter v Freudenberg [1915] 1 KB 857，第889页），该权力已在2014年《民事诉讼规则》第62号命令第5条中予以明确规定（参见例如：Petroval SA v Stainby Overseas Ltd and others [2008] 3 SLR(R) 856；Consistel Pte Ltd and another v Farooq Nasir and another [2009] 3 SLR(R) 665；Storey, David Ian Andrew v Planet Arkadia Pte Ltd and others [2016] SGHCR 7）。倘若2021年《民事诉讼规则》的起草者有意以如此激进的方式限制法院的该项权力，则必会为此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表述。

91 在本案中，鉴于2021年《民事诉讼规则》所确立的原则，我认为应当准许在管辖权之外进行替代送达。否则，将使原告丧失唯一可行的向被告送达的方式。

92 在上述情况下，我准许了该项申请，并根据所请求的救济作出了相应命令（参见上文第[25]段）。此外，我还准予将该禁令文书送达给若干相关实体，以用于执行该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