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ine 诉 B2C2：异常撮合与合同效力

1 加密货币交易的世界并非胆小者所能涉足。该领域可能涉及由计算机生成的高频交易，交易标的为数字准货币（在本判决中亦称为“加密货币”），这些交易仅以电子屏幕或打印件的形式呈现，并无实体形态。导致本案上诉的交易系通过上诉人Quoine Pte Ltd（“Quoine”）及被上诉人B2C2 Ltd（“B2C2”）所开发的算法进行。Quoine运营着名为QUOINExchange（“该平台”）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而B2C2在相关期间亦在该平台上开展交易活动。此外，Quoine与B2C2均担任该平台的做市商，这意味着其通过主动下达买卖加密货币的订单，在平台上创造流动性，从而有助于降低市场波动性。如同典型的算法交易一般，该平台上的买卖合约均无需任何直接的人工参与即可达成，唯有用于生成这些合约的算法程序之创建过程需要人工介入。

关于算法交易，已有如下描述（参见Alain Chaboud等著：“Rise of the Machines: Algorithmic Trading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2009年9月29日，第1页）：

在算法交易中……[交易者的]计算机直接与交易平台对接，无需即时的人工干预即可下达订单。这些计算机以极高的频率监测市场数据及其他相关信息，并依据内置算法在数毫秒内发出交易指令。……

有时事情也会出错，本案即属此类情形。

2 事实表明，Quoine未能对平台上的若干关键操作系统作出必要调整，这一疏漏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了本案上诉所涉的核心交易。2017年4月19日，B2C2与平台另外两名用户——Pulsar Trading Capital及Yu Tomita先生（分别简称“Pulsar”和“Tomita先生”，统称“交易相对方”）——之间共完成了13笔交易（“争议交易”）。在这些交易中，B2C2以每1 ETH兑换9.99999 BTC或10 BTC的价格，将一种加密货币——以太坊（“ETH”）——出售给另一种加密货币——比特币（“BTC”）。上述争议交易的成交价格约为当时市场价（约0.04 BTC/1 ETH）的250倍。争议交易由平台自动结算，结果从交易相对方账户中扣除了3092.517116 BTC并计入B2C2账户，同时从B2C2账户中扣除309.2518 ETH并计入交易相对方账户。由于交易相对方账户中的BTC余额不足以支付所扣款项，导致其账户出现负余额。

次日，当Quoine获悉上述争议交易后，认为其成交价格严重异常，遂单方面决定取消相关交易，并将涉及B2C2账户及交易相对方账户的收支记录予以撤销。

3 随后，B2C2以Quoine单方面取消争议交易并撤销结算行为构成违约及/或违反信托义务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该案的国际法官（“法官”）驳回了Quoine的所有抗辩理由，并支持了B2C2就违约及违反信托义务提出的全部诉求。鉴于庭审采取分阶段审理方式，法官未就损害赔偿问题作出裁决（参见B2C2 Ltd v Quoine Pte Ltd [2019] 4 SLR 17，“判决”第134段）。

4 奎因公司在庭审及上诉阶段的核心辩护理由之一，是主张争议交易所依据的合同（“交易合同”）因单方错误而无效或可撤销。这要求我们考虑，在涉案合同系由双方各自的算法订立的情况下，单方错误制度应如何适用，正如本案所呈现的情形。

5 至于其所称的违反信托义务之情形，这引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即相关加密货币BTC是否能够被视为一种足以产生信托义务的财产。

6 这两个问题均曾由我们指定为法庭之友的吴义汉教授（“吴教授”）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对吴教授在上述两方面所开展的广泛研究及其给予我们的卓越协助深表感谢。然而，下级法院并未就后一问题展开详细探讨；在该案中，各方似乎均以BTC属于可成为信托标的之财产这一共同前提为基础进行审理。尽管吴教授提供了有力的协助，但基于我们稍后将阐述的理由，我们认为关于BTC能否成为信托标的的问题不应在此予以处理，而应留待日后在相关案件中由法院依法审慎裁决。

7 我们认为，基于以下理由，法官认定各类合同文件中无论明示或默示均不存在任何条款赋予奎因公司单方面取消争议交易的权利，此认定正确。同时，我们也同意法官的意见，即相对方并不存在可据以撤销交易合同的有效错误。此外，鉴于比特币已根据有效合同被记入B2C2账户，亦不能认定B2C2构成不当得利。因此，我们驳回奎因公司关于违约之诉的上诉请求。然而，即便假设比特币可以成为信托标的，我们也确信其不可能在B2C2账户中形成信托关系。故此，我们准许奎因公司关于违反信托义务之诉的上诉，并撤销法官就此作出的相关判决。

8 详细案情载于判决书第[14]至[26]段及第[69]至[105]段。为便于理解本案上诉所涉之论点，此处仅摘录与之相关之主要事实。

9 我们首先简要介绍Quoine公司及其作为做市商所使用的交易程序。Quoine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公司，在所有相关期间内运营该平台。该平台允许用户以其他加密货币或法定货币交易比特币（BTC）、以太币（ETH）等加密货币。平台采用电子账本作为订单簿，记录所有希望买卖加密货币的用户的委托订单。此外，平台上还通过网站上被称为“交易仪表盘”的右侧面板实时显示可供买入和卖出的订单信息。

10 如前所述，除作为平台运营商外，Quoine还在该平台上担任做市商角色。通过主动发布买卖订单，Quoine为订单簿增添了深度，并确保平台维持持续的双边市场，从而提升平台流动性并有助于降低市场波动性（参见判决书第[18]段）。做市商还可从所谓的“买卖价差”中获利，即做市商愿意买入或出价购买某种货币的价格与其愿意卖出或报价出售该货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在相关期间内，Quoine是该平台的主要做市商。Quoine首席技术官马里奥·安东尼奥·戈麦斯·洛萨达先生（以下简称“洛萨达先生”）估计，Quoine约占该平台做市交易总量的98%（参见判决书第[73]段）。

11 Quoine在该平台上的做市交易通过其“Quoter程序”进行。该程序从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所获取外部市场价格数据，并据此确定Quoine为做市目的而在平台上发布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Quoter程序属于Quoine专有，其所生成的信息不对平台其他用户开放（参见判决书第[18]段及第[72]段）。

12 我们简要提及了Quoine于2017年3月17日发布的交易规则中所描述的平台交易的一些基本方面。在本争议中，与之相关的平台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现货交易，其交易即时结算，一旦成交即完成付款；第二种是保证金交易，这是一种通过借入资金（包括借入的加密货币）进行交易的变体。保证金交易者可以直接从Quoine获取贷款，也可以向愿意提供贷款的其他平台用户借款。对于从Quoine获得贷款的保证金交易者而言，其账户中的资产将作为贷款的抵押品，这直接影响到平台操作系统的运行机制。平台被设计为在检测到保证金交易者可能无法偿还其贷款时，自动平仓其未平仓头寸。当保证金交易者的账户抵押品价值降至贷款金额的某一预先设定比例以下时，系统将向该保证金交易者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并由平台自动通过在平台上下达市价单的方式强制平仓其未平仓头寸。此种情形被称为“保证金爆仓”。

13 平台持续监控保证金交易者每一笔未平仓头寸的“实时盈亏”（以下简称“实时P&L”），以确定其账户中可用的抵押品金额。实时P&L的计算方法为：将借入的加密货币数量乘以其开盘价与理论收盘价之间的差额。其中，理论收盘价系通过模拟保证金交易者按照平台订单簿当前价格阶梯关闭其头寸而得出。所谓价格阶梯，是指平台订单簿上当前存在的买入与卖出委托及其对应的买卖报价。因此，若订单簿上出现异常价格的委托或订单簿过于稀薄，均可能影响保证金交易者的实时P&L计算结果，进而导致平台识别出该交易者处于保证金爆仓状态，并采取措施强制平仓其头寸。在此类情况下，平台操作系统将自动以市价单的形式执行强制平仓，按平台上可得的最佳价格买入或卖出相关币种。此外，在实施强制平仓前，平台不会事先通知保证金交易者，且该交易者亦无从得知强制平仓的具体执行价格（判决第[17]段）。

14 在争议交易发生之时及前后，相对方在ETH/BTC市场进行交易时使用的是从Quoine借入的ETH（判决第[25]段）。

15 接下来，我们介绍B2C2及其交易软件。B2C2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成立，其业务范围之一是担任做市商。与B2C2开展做市业务的其他交易平台一样，其在该平台上的整个交易流程均由其算法交易软件（“交易软件”）自动执行，该软件的设计宗旨是在尽可能减少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运行（判决书第[13]段）。该交易软件几乎完全由B2C2的董事、本案庭审中的关键证人马克西姆·布农先生（“布农先生”）设计。需要指出的是，该交易软件的算法具有确定性（判决书第[82]段），正如法官及高教授所界定的那样，所谓确定性算法是指在给定相同输入的情况下，始终产生完全相同的输出。换言之，该交易软件只会按照预设程序行事，不具备根据不同条件自行调整反应的能力。因此，面对任何特定条件，它都会以相同的方式作出响应。交易软件算法的确定性特征对于下文有关Quoine主张单方错误抗辩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16 正如Quoine的专家证人维克拉姆·卡普尔先生在其报告中所解释的那样，该交易软件用于在平台上下达买卖订单的算法由多个“层级”构成，每个层级均适用不同的算法交易“策略”。第一层级包含12种按顺序依次运行的算法交易策略，这种连续的策略序列被称为“策略链”。法官在判决书第[83]至[84]段中讨论的“PureQuote”策略，正是第一层级策略链中的首个策略。针对B2C2拟在平台上下达的相关卖单（或买单），PureQuote策略首先依据平台上已有的20条最佳卖单（或买单）信息，在交易软件内部构建一份订单簿；这些信息直接来源于平台。在构建内部订单簿时，PureQuote策略还会排除那些数量低于某一特定阈值的卖单（或买单）。随后，PureQuote策略对内部订单簿中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得出一个“输出”价格。换言之，基于预先设定于PureQuote策略的各项参数，该策略根据从平台获取的信息确定最优的输出价格。然而，PureQuote策略所计算出的这一输出价格并非交易软件最终向平台提交的卖单（或买单）报价；

该输出价格仅作为策略链中下一交易策略的输入变量，而后者则进一步生成新的输出价格。这一过程持续贯穿策略链中的所有交易策略，直至交易软件算法各层级中当时正在运行的所有策略链均已完成。最终，经过上述全部流程后产生的最后一个输出价格，即为交易软件就其在平台上下达的卖单（或买单）所报出的价格。

17 在平台运行正常且订单簿状况良好的情况下，PureQuote策略能够借助平台订单簿中的20条最佳订单来构建交易软件的内部订单簿。然而，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平台订单簿可能为空，或者充斥着大量低成交量订单，而PureQuote策略会将其予以忽略，从而导致该策略无法获得或仅能获得不足的平台订单簿信息。对此，布农先生作如下说明：

… 【PureQuote策略的输出价格构成了我们后续可能向市场发出订单的基础，但这些价格本身可以说是我们在所获订单簿基础上计算出的最佳价格；然而，其他策略出于各种原因可能会使这些价格恶化。因此，它们构成了一种基础构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存在这样的基础构件，否则整个策略堆栈便会失效。正因如此，我们采用了添加虚拟价格的方法，而这些虚拟价格并不一定真实存在于市场上，因为在完全空置的订单簿中，例如，该策略便无法运行，因为它缺乏一个可供其生成输出价格的锚点。】【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

18 正如Boonen先生证词中的那段引文所暗示的那样，当PureQuote策略从平台订单簿获得的输入信息缺失或不足时，它将无法“运行”，也就无法生成输出价格。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交易软件的设计初衷是能够在几乎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持续运行。为此，Boonen先生对PureQuote策略进行了编程，使其始终为交易软件内部订单簿中的卖出（或买入）订单添加一个“虚拟价格”。“虚拟价格”亦称“深度价格”。所谓“虚拟”，是指该价格并非源自平台，而是被插入到交易软件的内部订单簿中，从而确保PureQuote策略始终拥有可用的价格输入，以便生成输出价格，即便平台订单簿中恰好没有或仅有不足的输入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交易软件的算法得以继续运行，并在平台上持续下达订单。经过若干调整后，Boonen先生最终确定为ETH的卖出订单设定一个10 BTC兑1 ETH的深度价格。这一安排是在我们所关注的相关事件发生之前完成的。

19 我们转向规范平台使用的协议的条款与条件（“该协议”），其内容载于Quoine的官方网站。该协议载明，其“自电子接受之日起生效”，并且“由[Quoine]与[Quoine平台]的用户订立”。我们在此重点列举该协议中若干相关条款。

20 在“一般条款”标题下，该协议规定：

本协议载明了有关访问及使用平台的条款与条件。本公司可随时对该协议进行变更。用户有责任及时了解并遵守最新版本的协议。用户及会员就此事项放弃一切主张。本协议仅经本公司明确同意方可修改。…

【强调部分已添加】

同样的文本——据称允许Quoine单方面变更协议——亦出现在“平台会员与用户”标题之下。

21 同样地，在“陈述与保证”标题下，该协议在第(h)款中规定如下（以下简称“无通知条款”）：

您同意，本公司保留随时变更任何条款、权利、义务或特权，以及对服务的访问或持续使用收取新费用的权利，无论是否事先通知此类变更。您有责任定期查阅不时发布的相关信息及使用条款。在变更公布或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后，继续使用服务或未终止您的会员资格，即视为您接受或视为已接受经修改后的条款。【强调部分已添加】

我们将把上述第[20]至[21]条所摘录的条款——这些条款据称允许Quoine在未向平台用户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变更协议条款——统称为“单方面变更条款”。

22 在“交易与订单执行”标题下，该协议规定：

只有注册用户或会员方可购买、出售并使用平台提供的各项服务。平台的交易所功能将以市场上最优价格完成订单。请注意，由于市场持续波动，用户界面、网页应用或移动应用上显示的价格均不具任何保证。然而，平台的设计旨在使会员能够以尽可能优惠的价格并及时完成交易。尽管如此，本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对因订单执行延迟、未能交付或履行而产生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一旦订单成交，您将通过平台收到通知，且该等操作不可逆转。

【强调部分已添加】

B2C2特别援引了加粗部分——以下简称“不可撤销操作条款”——主张Quoine因单方面取消争议交易而违反了协议。

23 作为Quoine的抗辩之一，其指出，除该协议外，其向平台用户提供之服务还受Quoine网站上发布的所有其他条款与条件约束，其中包括“虚拟货币交易风险声明……该声明于2017年3月22日发布于[Quoine]官网”（以下简称“风险披露声明”）。

24 风险披露声明开篇即设有一段说明性文字：

虚拟货币交易涉及诸多风险。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以便充分理解虚拟货币交易的特征、机制及风险。请您在充分了解上述特征、机制及风险的基础上，基于自身判断与责任谨慎开展交易。

25 风险披露声明中列出了名为“系统风险”的一类风险，具体如下：

8. 系统风险

请注意，若因系统紧急维护或系统故障导致客户丧失任何交易机会（例如，本公司无法接收客户的订单，致使客户丧失下单机会并因此损失其本应获得的利润），则本公司将无法执行错误修复程序，因为无法识别客户原本拟下的订单详情（即原始订单）。此外，系统可能就虚拟货币的买入或卖出价格计算出异常数值。敬请知悉，若本公司发现某笔交易系基于异常数值而达成，则本公司有权取消该笔交易。敬请理解。

【强调部分已添加】

26 Quoine在庭审及上诉阶段主张，当风险披露声明于2017年3月被发布于Quoine网站时，该声明在协议中引入了一个新条款（参见前段落中的斜体文字），允许Quoine在交易以“异常数值”成交的情况下予以撤销。我们将其称为“异常数值条款”。

27 在此背景下，我们概述了导致争议交易发生的相关事件。2017年4月13日，Quoine对平台上的若干关键操作系统修改了部分登录密码，但由于疏忽，未能实施对报价程序的必要变更（判决书第[71]段）。其结果是，报价程序无法获取来自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外部市场数据，从而无法在平台上生成新的ETH/BTC订单以进行做市操作（判决书第[72]段）。鉴于Quoine在相关时期内为平台的主要做市商，其停止发布新订单的行为致使平台的订单簿逐渐变得稀薄。

28 直至2017年4月19日，原有的ETH/BTC订单才耗尽到足以使Lozada先生形容平台订单簿“异常稀薄”的程度。这一情况影响了各交易对手的实时损益，并导致平台认定其处于保证金卖空状态（见上文第[12]–[13]段）。进而触发了针对这些交易对手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平台随即通过下达市价单以平台当前最优价格买入ETH的方式，自动强制平仓，用以偿还交易对手的ETH贷款。当Pulsar触发追加保证金时，其买入ETH的市价单首先与当时平台订单簿中最低价位的卖出订单相匹配。随后，Pulsar借助平台算法逐步向上推进，以不断抬高的价格购入ETH，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见判决书第[78]–[79]段）。显而易见，平台流动性的丧失亦导致其他用户交易平台的交易系统纷纷以越来越高的价格挂出卖出订单。

29 至于B2C2，由于平台订单簿日益稀薄，其交易软件中的PureQuote策略几乎无法从平台订单簿获得有效输入（见上文第[16]–[17]段）。这使得该策略中预设的ETH卖出订单深度价格——即10 BTC兑换1 ETH——得以在交易软件的算法中生效，最终导致交易软件在平台上挂出以9.99999 BTC和10 BTC兑换1 ETH的价格出售ETH的卖出订单（见上文第[18]段）。当B2C2的订单成为平台订单簿中价格最低的卖出订单时，它们与Pulsar的买入ETH市价单相互匹配。至于Tomita先生的头寸被强制平仓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并未表明此事存在任何实质差异（判决书第[80]段）。最终，B2C2与各交易对手之间共完成了13笔交易，这些即为争议交易，成交价格约为当时市场通行汇率（约0.04 BTC兑换1 ETH）的250倍。相应数量的BTC因此从各交易对手账户中扣除并记入B2C2账户，同时相应数量的ETH则从B2C2账户中扣除并记入各交易对手账户（见上文第[2]段）。

30 Lozada先生在获悉争议交易后，在Pulsar的大力推动下，决定取消这些交易并撤销由此产生的借记与贷记操作。于是，Quoine于2017年4月20日取消了上述争议交易，并相应地撤销了相关的借记与贷记记录。

31 在庭审中，B2C2主张，Quoine单方面取消争议交易并撤销结算交易的行为构成违约及/或违反信托义务。对此，Quoine提出了以下抗辩理由，以支持其单方面取消争议交易的决定：(a) 根据其拟在协议中默示的两项条款，其在合同上享有取消该等交易的权利；(b) 根据风险披露声明中的“异常价值条款”，其在合同上享有取消该等交易的权利；(c) 基于普通法上的单方错误，交易合同应属无效；或者，作为替代方案，基于衡平法上的单方错误，交易合同亦可被宣告可撤销；(d) 基于普通法上的共同错误，交易合同应属无效；以及(e) 否则，B2C2将不正当地从各交易对手方处获益。如前所述，法官驳回了Quoine的所有抗辩，并支持了B2C2关于违约及违反信托义务的全部诉讼请求。下文将简要概述法官就B2C2之诉请及Quoine之抗辩所作出的相关认定。

32 我们首先阐述法官关于B2C2、Quoine与各交易对手之间合同关系的认定。这一认定尤其影响了法官对Quoine所提出的单方错误抗辩的分析。B2C2主张，Quoine是平台用户之间所有交易的共同交易对手。据此，其所称已达成的交易系由买方与Quoine一端、卖方与Quoine另一端构成的背对背合同。另一方面，Quoine则辩称，相关交易系由买方与卖方直接达成，而其仅提供用于进行该等交易的平台。法官采纳了Quoine的观点，认定每一笔已达成交易的合同均系由买方与卖方直接订立（参见判决书第[131]段），尽管各方亦依据规制平台使用条款的协议与Quoine存在合同上的约束关系。

33 关于B2C2的违约主张，法官裁定，Quoine单方面取消争议交易的行为构成对协议的违反，尤其是违反了不可撤销条款（参见上文[22]；判决书第[136]–[137]段）。

34 至于B2C2的信托违约主张，法官认定，Quoine将BTC存放在B2C2账户中，该账户在争议交易完成后已收到相应款项，而Quoine系基于对B2C2的信托义务持有该BTC，因此当其撤销相关入账交易时，即构成信托违约（参见判决书第[146]段）。法官进一步认定，Quoine基于“三项确定性”已得到满足而对B2C2负有信托义务，即标的物的确定性、对象的确定性以及设立信托之意思的确定性。首先，法官指出，标的物具有确定性，因为加密货币应被视为可被置于信托之下的财产，其符合National Provincial Bank v Ainsworth [1965] 1 AC 1175案（“Ainsworth”）第1248页所确立的财产权定义，具体表现为：其具有可界定性、可为第三方识别、在性质上可由第三方承担，并具备一定程度的持久性或稳定性。此外，法官还特别指出，Quoine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判决书第[142]段）。其次，鉴于受益人可通过平台用户的个人账户予以识别，法官认定对象具有确定性（判决书第[143]段）。

最后，法官依据用户资产与Quoine自身资产相分离的管理方式，认定Quoine具有设立信托之意思，从而表明其有意为特定用户将其资产置于对该用户的信托之下（判决书第[145]段）。

35 接下来转向Quoine的抗辩理由，Quoine首先主张应当在协议中默示加入两项条款（统称为“拟议默示条款”），即：

36 法官认定，拟议默示条款允许Quoine在特定情形下对平台上的交易进行撤销，这与作为协议明示条款的不可撤销操作条款相矛盾（判决第[152]段）。法官还指出，无论如何，拟议默示条款并非使协议具有商业效力所必需；相反，正是该不可撤销操作条款这一明示条款为平台提供了确定性，并实现了风险的清晰分配（判决第[153]至[154]段）。

37 其次，Quoine辩称，风险披露声明中的异常价值条款（见上文第[25]至[26]段）赋予其单方面取消争议交易的权利。然而，法官不同意该条款已被纳入协议。

38 第三，Quoine主张其有权取消争议交易，理由是根据普通法，交易合同因单方错误而无效。Quoine提交称，相对方基于两种错误认知订立了交易合同：（a）认为有必要针对平台向其发出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平仓（“第一种错误认知”）；以及（b）认为其以准确反映或未显著偏离2017年4月19日ETH相对于BTC真实市场价值和/或价格的合约价格购买ETH/BTC（“第二种错误认知”）。此外，Quoine还提出，从衡平法角度出发，交易合同亦可因单方错误而被撤销。Quoine进一步主张，B2C2故意在交易软件中嵌入深度价格的行为构成不正当行为，属恶意欺诈。

39 在审理单方错误问题时，法官指出，在涉及确定性计算机程序运行的情形下，判断当事人主观状态时，应以其相关程序编写时程序员的主观状态为准——本案中即Boonen先生当时的主观状态（判决第[211]段）。法官驳回了Quoine关于法院应以假设双方于2017年4月19日在“交易所交易大厅”就争议交易进行磋商时可能知晓并意图为何为依据来处理该问题的主张（判决第[200]段）。鉴于缔约双方选择以确定性算法作为订立交易合同的方式，法官认定此种做法完全人为化（见判决第[204]段）。

40 法官裁定，交易合同并不因普通法上的单方错误而无效。关于第一种错误认知，法官确认Pulsar联合创始人Tseung Wai Kit先生（“Tseung先生”）确实持有此类错误认知。但法官同时认为，该认知并非针对交易合同条款的错误（见判决第[220]及[222]段）。至于第二种错误认知，法官不仅认定Tseung先生确有此错误认知，还认定该错误属于交易合同条款层面的错误（判决第[227]至[228]段）。

41 在考量博嫩先生是否对第一误信及第二误信具有实际知悉时，与Quoine的主张相反，法官并未认为博嫩先生在设计交易软件并以特定方式纳入深度价格时存在任何恶意动机。博嫩先生在将ETH卖出订单的深度价格设定为10 BTC兑1 ETH（参见上文[18]）之前，曾两次下调该价格：首先从最初“一个非常高的数字”的BTC兑1 ETH降至50 BTC兑1 ETH，随后又降至10 BTC兑1 ETH；法官接受这些降价系出于多种正当理由（参见判决书第[96]–[97]段）。此外，法官还认定，尽管博嫩先生在设计交易软件时明知若平台订单簿为空时该软件将按深度价格发出卖出指令，但他从未考虑过该深度价格指令真正被执行的可能性（参见判决书第[123]段）。法官进一步指出，博嫩先生对交易软件的设计及其深度价格的选择，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软件持续运行，而非利用平台上的流动性不足或订单簿稀薄之情形（参见判决书第[121]段）。

最终，法官得出结论：虽然博嫩先生的编程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机会主义性质——即若小概率事件成为现实，B2C2将最有可能获利——但其行为绝无任何不正当或阴险之处（参见判决书第[125]段）。

42 法官亦采信了博嫩先生的证词，即其直至2017年4月19日事件发生后才知晓导致平台流动性不足的程序故障。尽管博嫩先生于2017年4月13日亦对交易软件代码进行了修改，但法官认定该修改系独立进行，且与Quoine当日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报价程序正常运行一事无关（参见判决书第[100]–[102]段）。此外，亦无证据表明博嫩先生曾关注保证金交易者与其资金出借人之间的关系，更未通过编程使交易软件利用这一关系，以致使深度价格触发保证金交易者的强制平仓（参见判决书第[124]及[223]段）。法官还发现，博嫩先生并未考虑可能导致交易按深度价格执行的各种情形（参见判决书第[230]段）。因此，法官裁定博嫩先生对第一误信及第二误信并无实际知悉，进而认定Quoine无权依据普通法中的单方错误主张撤销相关交易合同。

43 法官同时认定，基于衡平法上的单方错误，涉案交易合同亦不可被撤销，因其认定博嫩先生对第一误信及第二误信均不具有推定知悉（参见判决书第[233]段）。此外，法官还认定B2C2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即便其行为具有机会主义性质，亦不具阴险性（参见判决书第[236]段）。

44 第四，Quoine主张其有权取消争议交易，理由是涉案交易合同因普通法上的共同错误而无效。Quoine辩称，在争议交易达成之时，交易双方及B2C2均错误地认为：(a) 平台运行正常；以及(b) 因此交易是在正常市场条件下进行，即交易价格准确反映或未显著偏离2017年4月19日ETH相对于BTC的真实市场价值及/或价格。然而，法官裁定该抗辩不成立，因为即便Quoine对争议交易成交价格抱有错误认知，博嫩先生（进而B2C2）亦未持有此类错误认知（参见判决书第[237]–[239]段）。

45 第五，Quoine辩称，为防止B2C2以交易相对方为代价而获得不当得利，有必要撤销争议交易。法官承认，从法律形式上看，不当得利之诉仅在B2C2的诉讼请求获得支持时方才成立，且该权利在技术上归属于交易相对方而非Quoine。然而，鉴于B2C2并未申请驳回该项抗辩，法官决定将其视为一项可能的抗辩理由（判决第[242]–[244]段）。法官进一步认定，交易合同有效且可强制执行这一事实构成对任何不当得利之诉的阻却事由（判决第[247]、[249]及[252]段）。

46 至于B2C2所寻求的救济，法官基于如下理由未准许B2C2关于具体履行的请求：在法官作出裁决之时，比特币的价格已显著高于争议交易达成时的水平，此举将给Quoine造成重大不利后果（判决第[256]段）。

47 本案上诉中所涉及并将在本判决中予以审理的问题如下：

48 我们首先探讨B2C2、Quoine与交易对手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应如何定性。正如法官所指出的，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后续关于单方错误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首先需要明确究竟哪一份合同受到了所谓错误的影响，以及哪一方是受错误影响的当事人（判决书第[129]段）。

49 B2C2主张，正确理解合同关系的方式应当将交易合同视为一个“蜘蛛网”式合同体系的一部分，其中Quoine作为每笔交易双方的中央对手方。通过这种方式，该平台得以在最终买方与卖方之间实现匿名交易。基于此，B2C2认为，就争议交易而言，Quoine与B2C2之间订立的交易合同条款并不存在任何可操作性的错误。任何所谓的单方错误均应归咎于交易对手方，因此Quoine关于单方错误的抗辩在初始阶段即告失败。另一方面，Quoine则辩称，协议明确规定Quoine仅为平台用户提供服务，而交易合同系由买方与卖方直接订立。

50 我们赞同法官对各方之间合同安排的分析，并认可其对合同关系的定性。实质上，法官认定交易合同系由B2C2与交易对手方直接订立（判决书第[131]段）。交易合同属于法官所界定的三类合同之一，具体如下（参见判决书第[126]段）：

51 在我们看来，这种对交易合同的定性最符合协议条款的规定，协议明确指出Quoine仅向平台用户提供服务，而用户将在平台上进行加密货币的相互交易。

52 首先，协议中的“一般条款”规定如下：

Quoine是一个提供服务的平台，允许用户以[BTC]等虚拟货币兑换法定货币。……

本协议载明了有关访问及使用该平台的条款与条件。……

同样的表述亦出现在“平台会员与用户”一节中。

53 其次，在“费用、资金与提现”一节中明确指出：“作为对[平]台服务的补偿……[Quoine]对[平]台用户发起的每一笔交易收取一定费用。”这进一步支持了Quoine仅向平台用户提供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的观点。

54 再次，在“交易与订单执行”一节中规定：

只有注册用户或会员方可购买、出售并使用平台提供的各项服务。平台的交易功能将以市场上最优价格撮合订单。……

这表明Quoine的主要职能在于运营平台，根据市场最佳价格为用户订单进行撮合。

55 因此，我们同意法官的观点，即Quoine仅提供平台上的相关服务，而是否下单及以何种条件下单，则由交易合同各方自行决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Quoine与平台用户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首先，如我们在上述第[50(a)]段所述，作为平台服务的提供者，Quoine与平台用户签订了平台合同；其次，如第[50(b)]段所述，Quoine可能且确实参与了保证金合同；第三，鉴于Quoine亦在平台上担任做市商角色，有时其会成为已达成交易的另一方，从而与平台用户订立交易合同。不过，本案所涉之交易，尤其是争议交易，并未涉及上述情形。

56 此外，我们亦不接受B2C2关于为何应将合同关系视为“合同之网”的其他论点。B2C2主张，Quoine必然在任何交易中充当“中间人”，并因平台上的交易以匿名方式进行、平台用户无法获知潜在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而不得不承担对方无法为交易提供资金的风险。对此，我们不予采纳，因为协议条款似乎恰恰表明相反的情形：

交易与订单执行

[Quoine]及其关联公司对会员或用户因使用[本]平台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

声明与保证

作为会员或用户，您同意如下事项：

d. 您同意，使用本服务的风险由您自行承担，且您应对与本服务的任何其他会员或用户之间的互动负全部责任。[Quoine]……对您因与其他会员或用户互动而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害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强调部分已添加】

57 从上述条款可见，Quoine明确意图免除其对平台用户因使用平台而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所承担的责任，其中包括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

58 我们亦不接受B2C2提出的如下观点：由于所有交易均以匿名方式进行，因此交易合同不可能直接在平台上的买卖双方之间订立。即便交易者在达成交易前并不知晓其潜在交易对手的身份，但一旦交易完成，通过唯一的用户识别号码即可确定交易各方的身份（见附件3判决）。此外，即使交易者在交易完成后才得知其交易对手身份，也并不构成障碍，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在与那些接受其出价或要价的平台其他用户订立合同。对此，我们将在下文探讨算法交易合同的订立过程时作更为详尽的论述（见下文第[94]–[96]段）。

59 Quoine主张，协议中存在明示及默示条款，允许其撤销争议交易。基于以下理由，我们不予采纳该等主张。

60 Quoine在上诉中（与一审时相同）主张，风险披露声明中的“异常价值条款”（见上文[25]–[26]）赋予其取消争议交易的权利。此外，Quoine还辩称，“单方面变更条款”（见上文[20]–[21]）允许其在将其风险披露声明上传至网站时，无需向平台用户发出通知，即可单方面变更协议条款。另一方面，B2C2则坚持认为，无论是风险披露声明还是“异常价值条款”，均未被纳入协议之中。B2C2进一步指出，即便“异常价值条款”已被纳入协议，该条款亦无法支持Quoine的主张，因为其仅允许Quoine取消那些因“系统故障”或“系统失灵”而导致交易价格由Quoine系统错误计算的交易。“系统故障”和“系统失灵”均为风险披露声明中的定义术语，且要求出现客户“不再能够通过互联网下单”，或者订单“延迟到达或无法下达”的情形（参见下文[68]）。而争议交易并不属于此类情形。

61 法官认定，经正确解释，“单方面变更条款”并不允许Quoine在未以任何方式将相关变更告知平台用户的情况下更改协议条款。因此，Quoine必须向用户发出通知，方可对协议条款作出变更。法官同时还认定，仅仅将风险披露声明上传至Quoine的网站，且未明确表明其具有法律效力，尚不足以构成对协议已作变更的通知。这是因为风险披露声明仅被视为风险的概要说明，并无任何表明其具有法律效力的意图（参见判决书第[174]–[176]段）。

62 我们维持法官在此问题上的分析结论。尽管Quoine在变更协议条款时并无必要事先征得平台用户的同意，但我们认为，在任何此类变更产生法律效力之前，用户必须具备合理途径知悉条款已发生修改及其具体内容。唯有掌握上述信息，用户方可决定是否继续使用该平台。而在本案中，Quoine仅在其网站上发布了风险披露声明，未作其他说明，此种做法无论如何均不足以构成必要的通知。

63 此外，在判断是否应当就协议变更发出通知时，我们亦需考虑“单方面变更条款”，其中包括“无须通知条款”（见上文[21]）。现将该“无须通知条款”原文摘录如下：

您同意，[Quoine]保留随时变更任何条款、权利、义务、特权，或针对服务的访问或持续使用收取新费用的权利，无论是否事先通知该等变更。您有责任定期查阅不时发布的相关信息及使用条款。在变更公布或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后，若您继续使用服务或未终止您的会员资格，则视为您接受或视为接受经修改后的条款。【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

64 我们注意到，无通知条款明确规定，Quoine 公司有权对任何条款、权利、义务、特权作出变更，或就服务的访问或继续使用设立新的费用，“而无需就此等变更发出通知”。然而，该条款所设想的变更仅限于与 Quoine 公司服务的“访问或继续使用”相关的事项。我们假定（但未予认定）将异常价值条款纳入协议亦属此类变更。即便如此，我们认为，在无通知条款中已隐含一项要求，即平台用户应当有机会审慎考虑相关变更，以便决定是否继续使用 Quoine 的服务。我们之所以作此判断，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65 首先，无通知条款规定，条款的变更将“予以公布或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这表明 Quoine 公司会主动采取措施，使平台用户知悉相关变更。其次，该条款还明确指出，在上述变更被公布或通知后，用户继续使用 Quoine 的服务即视为对经修改后的条款予以确认或默示接受。若用户事先并未知晓这些修改内容，则该部分条款便难以成立。第三，协议中的“一般条款”规定，平台用户有责任自行查阅协议的变更内容：

… 本协议可由 [Quoine] 随时进行修改。用户有责任及时了解协议的最新版本。用户及会员在此放弃就该事项提出任何主张。… [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

这意味着用户首先应当有机会审阅相关变更，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事先向其发出变更通知。

66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无通知条款并未取代通知义务。在将异常价值条款作为协议的一项条款予以纳入之前，必须向平台用户充分告知该条款的加入情况，方可视为该条款已被正式纳入协议。我们承认，根据协议的“一般条款”，平台用户负有及时了解协议最新版本的义务。然而，至少应在 Quoine 官方网站上提供某种提示，以使用户知悉协议的修订内容。因此，我们同意法官的观点，即仅将风险披露声明上传至 Quoine 官方网站，而未提醒用户新条款已引入，尚不足以构成必要的通知（参见判决第 [176] 段）。

67 此外，正如法官所指出，风险披露声明似乎仅是对用户在使用平台时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的简要概述（参见上文第 [24] 段），阅读该声明的用户并无理由认为其中已包含协议条款的修订内容。同时，我们也无法认同法官关于 Quoine 官方网站、协议文本以及风险披露声明均未提示用户需将上述文件一并阅读的认定。

68 无论如何，即便异常价值条款已被纳入协议，我们仍不认为其具有 Quoine 所主张的效果，即赋予其取消争议交易的权利。风险披露声明中载有异常价值条款的相关部分（下划线文字）写道：

存在因外部环境变化等原因导致系统故障的风险，这可能会中断客户执行交易的能力。“系统故障”是指[Quoine]发现用于提供[Quoine]服务的系统中明显出现了故障（不包括网络线路受阻或客户计算机出现问题等情况），致使客户无法通过互联网（[Quoine]网站、移动站点或应用程序）下达订单，或者客户的订单延迟到达甚至无法下达。

请注意，若因紧急系统维护或系统故障导致客户丧失任何交易机会（例如，[Quoine]未能接收客户的订单，从而使其失去下单机会并损失本应获得的利润），由于[Quoine]无法识别客户原本拟下的订单详情（即原始订单），将无法执行纠错程序。此外，系统可能计算出虚拟货币买卖价格的异常数值。如[Quoine]发现某笔交易系基于该异常数值而达成，[Quoine]有权取消该交易。敬请理解。

【强调部分已添加】

69 我们认为，结合风险披露声明中的上述内容，异常价值条款旨在适用于以下情形：即平台用户输入的价值与系统“因紧急系统维护或系统故障”而生成或计算出的价值之间存在差异。简言之，此情形即为平台所生成的价值并非用户所预期之价值。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如下表述：“[Quoine]将无法执行纠错程序，因为其无法识别客户原本拟下的订单详情”【强调部分已添加】。在此类情况下，Quoine取消相关交易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该交易根本并非用户所期望之交易。然而，在本案中，平台系统所谓“故障”仅表现为报价程序无法获取外部价格数据，因而无法生成新订单，进而导致平台订单簿逐渐萎缩。除此之外，平台代表交易对手方所执行的市价单均完全按照预期进行，即以当时平台上可得的最佳价格购买ETH。B2C2针对ETH的卖单价格分别为每1 ETH 9.99999 BTC及10 BTC，这些订单与交易对手方的市价单相匹配，其价格亦未构成“异常”，而是B2C2预先设定的PureQuote策略中每1 ETH对应10 BTC的深度定价机制自然生效的结果（参见上文第[29]条）。

争议交易系依据B2C2交易软件正确报价的价格以及平台为交易对手方正确提交的市价单而达成。

70 此外，倘若采纳Quoine的立场，则似乎会导致如下结论：异常价值条款赋予Quoine对他人所达成交易进行某种“合理性”审查，并据此取消其认为超出合理范围的交易。我们认为此种解释显然有失妥当。

71 我们接下来讨论Quoine主张其有权依据拟议的默示条款撤销争议交易的观点（参见上文第[35]段）。我们同意法官的判断，即拟议的默示条款与不可逆转操作条款不相容（参见上文第[22]段）。拟议的默示条款将允许Quoine在平台上撤销以下两类交易：(a) 因平台出现任何错误而导致以异常价格成交的交易；或 (b) 因违反协议条款而下达的订单所导致的交易。然而，不可逆转操作条款明确规定：“一旦订单成交，[用户]将通过平台收到通知，且该等操作不可逆转。”

72 在Sembcorp Marine Ltd诉PPL Holdings Pte Ltd及其他方一案的上诉中〔2013〕4 SLR 193，第[94]–[95]段），我们认定，只有当当事人完全未就某一事项作出约定、从而在其合同安排中留下空白时，方可将某项条款默示于合同之中。若问题在于协议是否以及何时规定已达成的交易能否被撤销，则答案是：不可逆转操作条款明确指出，一旦订单成交且交易双方已通过平台获知相关情况，该等操作即为不可逆转。就此而言，拟议的默示条款因其旨在允许Quoine撤销已成交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交易，而与不可逆转操作条款存在根本性冲突。

73 Quoine试图通过辩称不可逆转操作条款仅适用于平台用户，而不适用于作为平台所有者及运营者的Quoine自身来应对这一问题。对此我们不予认同。从不可逆转操作条款及其前后相关条款的字面表述可以清楚看出，该条款意在适用于所有已成交的订单，无论请求撤销交易的是平台用户还是Quoine本身。不可逆转操作条款（下划线部分）位于“交易与订单执行”标题之下，其内容如下：

仅注册用户或会员方可购买、出售并使用本平台提供的服务。本平台的交易所功能将以市场上最优可得价格完成订单撮合。请注意，由于市场持续波动，用户界面、我们的网页应用或移动应用上显示的价格均不具任何保证。然而，本平台的设计旨在使会员能够以最优价格并及时完成订单撮合。尽管如此，[Quoine]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对因订单撮合延迟或未能交付、履行而产生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一旦订单成交，您将通过平台收到通知，且该等操作不可逆转。

[Quoine]及其关联公司对会员或用户因使用[本]平台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

【强调部分已添加】

74 正如法官在判决书第[151]段所指出的，该协议规范了Quoine与平台所有用户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该协议的条款理应同样适用于Quoine。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可逆操作条款前一句的支持，该句旨在限制Quoine因订单执行延迟或未能交付、履行而产生的后果所承担的责任。同样地，紧随不可逆操作条款之后的句子也限定了Quoine对用户因使用平台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所承担的责任。倘若“交易与订单执行”标题下的条款并不适用于Quoine，则上述条款将显得毫无必要。此外，不可逆操作条款本身明确规定，一旦订单已被执行且平台用户已通过平台收到通知，“该等行为”——在此语境下仅指订单的执行——即为不可逆。正如法官在判决书第[152]段所指出的，此处使用的“不可逆”一词并未附加任何限定，亦未区分平台用户与作为平台运营方的Quoine。

75 在本案上诉审理之后，Quoine向我们提请注意一篇评论判决若干方面的文章：参见Kelvin Low与Eliza Mik所著《剖析金融科技乱象：旧有法理能否应对21世纪挑战？》，牛津商业法律博客，2019年11月8日（访问日期：2019年11月14日）（以下简称“Low & Mik”）。作者主张，若Quoine本身并非争议交易的相对方，则其必然是作为B2C2及各交易对手方、以及平台用户的代理人，以实现交易撮合之目的。据此，作者认为，不可逆操作条款应当被解释为仅对用户作为代理人向Quoine发出的指令具有不可逆性，而非交易本身。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

76 首先，作者似乎基于一个前提，即Quoine与平台用户之间的关系是二元的——要么Quoine是平台上所有交易的中央对手方，要么其仅为用户代理。然而，我们此前已认定，交易合同系直接由相应交易各方之间订立（参见上文第[50(c)]段），此并不需要认定Quoine充当各方的代理人。我们认为，平台的功能与互联网即时通讯应用颇为相似，后者允许用户彼此沟通。若两名用户在该通讯应用上达成合同，那么将其视为平台的所有者或运营者充当这些用户的代理人，显然有失妥当。此外，并无证据表明交易指令须先经由第三方Quoine转交后方可上传至平台。其次，更为根本的是，我们认为作者对不可逆操作条款的解读与该条款的字面含义相悖。正如我们在上文第[74]段所阐明，不可逆性适用于订单执行这一行为本身。

77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不宜推导出Quoine所主张的那些条款。

78 我们转向Quoine抗辩的核心要点，而法官也承认该要点是“本案中最令人困扰且最为棘手的问题”（判决书第[183]段）。Quoine同时援引普通法与衡平法上的单方错误理论，主张交易合同应被宣告无效，从而其撤销争议交易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在此存在一个前提性问题：作为交易合同非缔约方的Quoine，是否能够以该抗辩理由来对抗其被指控违反与B2C2所订立之合同（即协议中的不可逆操作条款）的主张？换言之，问题在于：即便交易合同被宣告无效，Quoine是否仍可因此免除其违约责任？我们暂且假定，如其所主张的间接方式，单方错误抗辩确属Quoine可予援引之范畴；对此具体事项，双方并无异议。正如上文第[45]段及下文第[132]段所述，在不当得利之诉的审理中，法官与本院亦采取了大致相同之处理思路。撇开这一层面不谈，本案之所以复杂，乃因据我们所知，单方错误抗辩系首次在算法交易及其相关合同订立之语境下被提出。B2C2与各交易对手方系通过B2C2及Quoine的确定性算法订立交易合同；

因此，直至交易合同订立之后，B2C2与各交易对手方才知晓究竟是否会发出或接受要约，以及合同将依何种条件达成。那么，在此种缔约各方均无法预知交易合同具体条款之情形下，单方错误理论又如何适用？故有必要先审视该理论之基本原理，再探讨其在这一新型情境下的适用问题。

79 首先说明，我们在处理单方错误问题时秉持如下立场：作为适用普通法的法院，我们的职责在于依照现行法律对该理论予以适用，并视具体情况作出必要的渐进式调整。算法交易领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若认为有必要对现行法律框架进行更为根本性的重构，则适时启动立法干预或许更为妥当。然而，这并非我们当前之观点；我们认为，现有法律体系经适当调整后，足以有效应对本案所涉情形。

80 我们首先阐明普通法与衡平法下关于单方错误的构成要件，并在此过程中着重指出二者在要件及法律后果上的差异。这正是我们在Chwee Kin Keong等诉Digilandmall.com Pte Ltd案[2005] 1 SLR(R) 502（“Digilandmall.com”）中所讨论的主题。简言之，一方当事人必须是在对合同的基本条款存在错误的情况下订立了交易（参见Digilandmall.com第[34]段及第[80]段）。正如我们下文所述，尚存疑问的是，这一规则是否同样适用于衡平法中的相关原则。但除此之外：

81 我们首先探讨普通法下单方错误制度背后的理论基础。正如我们在Digilandmall.com案中所提及，该制度存在的理由在于：“知晓对方错误的一方不得主张双方已达成合意”（第[31]段）。由此可知，理解该制度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置于有关要约与承诺的原则框架之下。除非缔约双方就合同条款达成一致，否则合同无法成立。普通法下的单方错误将导致合同无效，因为当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条款存在误解，且另一方亦明知此情况时，双方并未真正达成合意。在这种情形下，要约与承诺之间缺乏对应关系。为便于说明，有必要援引《新加坡合同法》（Andrew Phang Boon Leong主编，Academy Publishing，2012年）第10.144段的相关论述：

… 根据“受诺人客观性”理论，若非错误方知悉……错误方并无意按其拟议条款订立合同，则不存在有效合同。此种情形并不偏离对合意的“客观”判断，因为法律在考察非错误方对错误方意图的认知时，并不关注错误方的真实意图，而是着眼于非错误方基于合理推断所应知悉的内容，以解释错误方向非错误方传达的信息。…

简言之，当非错误方知晓错误方在传达某一条款时存在错误时，非错误方不得将错误方视为已同意该条款。然而，若非错误方并不知晓上述情况，则另当别论；因为倘若允许一方仅凭其主观认知主张自己处于错误状态，即便客观上合同已然成立且非错误方亦据此合理行事，也将导致合同安排中出现难以容忍的不确定性。

82 值得注意的是，要使相关错误足以导致合同无效，该错误必须涉及合同条款本身，而不能仅仅是对合同订立或履行环境的误判。只要缔约双方就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无论其对合同的信念或假设如何，合同即可成立。这一观点已在Smith v Hughes案（1871年，LR 6 QB 597，“Smith v Hughes”）中有所暗示。

83 在史密斯诉休斯案中，原告农民以违反燕麦买卖合同为由起诉被告赛马训练师。原告曾向被告的经理提供了其拟出售的新燕麦样品，被告亦同意购买该样品所代表的燕麦。随后，被告以合同系关于旧燕麦之买卖为由拒绝履行合同。庭审中，双方就原告与被告经理是否曾讨论过燕麦系旧燕麦一事存有争议。庭审结束时，法官向陪审团提出了两个问题：（a）在原告与被告经理的对话中，是否使用了“旧”一词指代该燕麦；以及（b）原告是否认为被告相信其订立的是旧燕麦的买卖合同。法官指示陪审团，只要其中任一问题的答案为肯定，即应判决被告胜诉。陪审团最终判决被告胜诉，但未对上述两问题作出具体答复。

84 上诉法院认定，法官就第一个问题所作的指示正确。然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法院认为法官的指示要么错误，要么可能被陪审团误解，因此有必要重新审理。汉嫩法官指出，根据第二项指示，陪审团要判决被告胜诉，“不仅应当认定原告确信被告认为其购买的是旧燕麦，还应当认定原告确信被告认为原告本人正在订立出售旧燕麦的合同”【强调部分为原文】（见史密斯诉休斯案第611页）。

85 科克本首席法官和布莱克本法官的判决同样表明，基于单方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的前提，相关错误必须涉及合同条款本身，而非仅仅关乎合同订立或履行的具体情形。

86 布莱克本法官在第606–607页中如此表述：

…在特定物品的买卖中，除非存在一项保证条款明确约定该物品须具备某种特定品质，否则买方即便所购之物并不具备该品质，亦应接受该标的物。…即使卖方明知买方误以为该物品具备某种特定品质，并且若非如此便不会订立合同，买方仍负有义务，除非卖方对其实施了欺诈或欺骗行为；而单纯未纠正买方的这一错误认识，并不构成欺诈或欺骗行为…【强调部分为原文】

87 科克本首席法官指出：“将仅作为促使买方作出购买决定之动机的因素，与合同之基本条件相混淆，实属谬误”【强调部分为原文】（见第606页）。倘若缔约一方对合同订立或履行的具体情形产生错误认识，则适用“买者自负”原则，只要双方就合同条款达成一致，该合同即不致无效。科克本首席法官在强调这一点时还进一步指出：“卖方对买方自我欺骗行为的消极默许【即认为燕麦为旧燕麦】，并不能使买方得以撤销合同”（见史密斯诉休斯案第602–603页）。

91 至于新加坡的立场，尽管存在一项公认的衡平法管辖权以处理单方错误，但该管辖权是否适用于合同条款方面的错误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在Digilandmall.com案中，所涉错误无疑属于合同基本条款方面的错误，即价格方面的错误，且并未就其他类型的错误是否可据以主张抗辩进行详细讨论（参见Digilandmall.com案第[34]段及第[80]段）。诚然，在Digilandmall.com案中，法院确实进一步指出，“一种被提出的区分普通法与衡平法下单方错误的方式”是将前者限定为“仅限于涉及合同标的之错误”，而后者则“可涵盖更为广泛、甚至可能是无限制的‘根本性’错误范畴”（见第[75]段）。然而，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深入探讨或进一步发展。

92 关于衡平法下的单方错误是否能够扩展至合同条款以外的错误这一问题，并未在本案中得到充分辩论。此外，我们确信，在本案中并无必要对此问题作出明确判定。即便按照法官关于相关信念（即第二项错误信念）在衡平法管辖范围内被视为错误的观点，仍需满足对错误的推定知悉以及显失公平等额外要件，而这些要件在本案中均不成立。

93 若将单方错误原则置于有关要约与承诺、亦即合同订立的基本原理框架下加以理解，则正如Goh教授所建议，关于该原则如何适用于由计算机化交易系统订立的合同这一问题，应首先从此类合同的形成机制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入手予以解答。因此，我们转而对此展开考察。

94 英国高等法院在R（Software Solutions Partners Ltd申请）诉英国皇家海关与消费税署一案【2007】EWHC 971（行政）（“Software Solutions Partners”案）中的判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案中，法院审理了一种涉及申请人Software Solutions Partners Ltd（“SSP”）软件的自动化电子订约程序。使用SSP软件的保险经纪人可以代表其客户与同样使用该软件的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经纪人只需将所需保险产品的相关信息输入软件，软件便会依据保险公司与SSP之间事先约定的资格标准计算各保险公司提供的报价，并自动判断风险是否为保险公司所接受，而无需再将相关资料反馈给保险公司。一旦客户接受保险保障的价格与条款，软件便会自动处理客户信息并生成相应的保单合同，而相应保险公司亦受该保单约束。用于合同订立的所有必要信息均已按照保险公司设定的参数预先编入软件之中。

在此情形下，法院认定，使用该软件的保险公司已明示或默示地邀请保险经纪人以该软件作为合同订立的媒介，并承诺即使在暂时不知情的情况下亦受自动生成的保单合同约束（参见Software Solutions Partners案第[65]段及第[67]段）。换言之，保险公司已发出具有约束力的保险提供要约，而经纪人则可代表客户予以接受，该接受一经SSP信息系统接收即告生效（参见Software Solutions Partners案第[19]段）。

95 法院在Software Solutions Partners案中将该案类比于Thornton v Shoe Lane Parking Ltd [1971] 2 QB 163一案，其中丹宁大法官讨论了顾客向自动售票机投入钱币并获得票据的情形。在该案中，丹宁大法官认定，当机器所有人将其机器展示为可接受钱币时，要约即已作出，而顾客通过将钱币投入机器的方式接受了该要约（第169页）。

96 在本案中显然可见，交易合同系根据各方各自的确定性算法订立而成。正如在Software Solutions Partners案中保险公司使用SSP软件的情形一样，缔约双方及Quoine事先并不知晓交易合同将会订立，亦未了解合同具体将以何种条款达成。这些因素并未妨碍Software Solutions Partners案中保单合同的成立；依我们之见，在本案中亦不构成阻碍，即在一方算法所发出的要约被另一方算法接受之时，合同已然成立。

97 法官亦持此观点，并且依我们之见，这不可避免地促使他在审理单方错误问题时采用某种特定的分析模式。具体而言，他拒绝参照若缔约双方在假设的“交易所场内”会议上进行面对面谈判、订立交易合同时本应处于何种状态以及他们可能知晓、意图和同意的内容来考量该问题，因为这并非双方约定的缔约方式。相反，双方决定通过相关确定性算法订立合同（参见判决书第[200]段及第[204]段）。我们赞同这一对当事人缔约方式的界定，并认为，若将事实背景重新建构为一种缔约双方事先并不知悉将订立交易合同及其条款、仅满足于遵从相关算法运作结果——只要其结果仍在程序设定参数范围之内——的状态，实属人为。此外，我们也认同法官的观点，即由此可知，在以确定性算法订立合同的情形下，有关是否知晓错误或是否存在恶意利用错误的任何分析，均应以算法编程时程序员的心态为依据（参见判决书第[211]段）。

98 如我们在上文第[15]段所述，确定性的计算机程序或算法受制于程序员设定的参数，其行为仅限于并通常只能按照程序员的预设执行。对于特定输入，它将产生特定输出；在每次运行中，只要输入不变，输出应当且确实相同。因此，在评估以确定性算法订立合同之时各方应负之知情状态时，相关调查不应指向当事人本身，因为他们既不知晓亦未直接参与合同的订立过程。相反，我们应当由程序所生成的输出反向推导，通过审查程序员当时的心态来判断相关知情状态。此种方法与Goh教授所倡导的方法相一致。

99 除了确定谁的知识具有相关性之外，还应当考虑评估该人知识的相关时间点。在我们看来，对于程序员或运行算法的人而言，其知识的相关时间范围应从编程之时起，至相关合同订立之时止。正如Goh教授所指出的，编程之时正是程序员知识最为具体化、最为明确化的时刻。问题可以首先这样提出：如果该算法被编程为产生某一特定结果，那么为何要如此设计？然而，这一探究不能仅止于此，而必须延伸至该时间节点之后，因为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某位程序员或运行算法的人在编程时并未预见到相关错误，但在合同订立之前却已获悉该错误，并且仍允许算法继续运行，从而意图利用该错误。在此种情况下，若忽视其事后获得的相关知识，则有失妥当。因此，有必要将知识状态追溯至合同订立之时。

100 Goh教授引用了Nik Yeo与Joseph Farmer的文章：“在英国法下绘制加密货币争议的图景（第二部分）”（2019年），载于《JIBFL》第5卷第290页，第291页。这是一篇针对法官判决的评论文章，作者在文中指出如下内容：

本案引发的一个问题是明显的时序错配：交易者的错误必然已在最初交易发生时已经出现，或者至少持续存在；而对程序进行最后人工干预的行为，出于实际需要，必然是在这些交易之前完成的。那么，B2C2公司“深度价格”方法论最初由程序员编写时，其心态又如何能够包含对相关错误的认知呢？……法律或许需要承认：只要原始程序员在编程时的主观认知是不应出现随后发生的此类错误，那么即便该错误的具体表现形式发生在最后一次人为操作之后，根据单方错误规则，亦不影响认定该错误的存在，前提是该程序员在错误发生时的心态仍然存续（换言之，代码尚未发生足以与该心态相悖的变化）。[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101 我们还注意到，Low & Mik（见上文第75段）在评论法官判决时也提出了若干类似观点，具体内容如下：

… 在不知晓合同已成立的情况下，采用自动化缔约方式的一方当事人，无论对方当事人的错误多么严重，都事实上无法在缔约时对对方的任何错误拥有实际认知。然而，这种情形将导致所有使用算法缔约的当事人完全免受单方错误规则的约束，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 试图像诺斯特拉达穆斯那样，将对未来错误的认知归因于过去的程序员，实属不切实际。…

102 对上述引文，我们有两点观察。第一点涉及对错误的认知程度，第二点则关乎该认知的评估时点。就第一点而言，的确，以非错误方必须知晓已发生错误的具体细节为前提来进行分析，未免显得人为甚至不切实际。程序员并非先知，错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然而，单方错误规则所关注的是：

103 在我们看来，将重点放在这些考量因素上，有助于回应作者所关切的问题，即程序员在最初编写该算法时的心理状态，绝不可能包含对相关错误之特定表现形式的明知。这既不是、也不应当是本案的审查重点，而且我们认为法官亦未以此为审查方向。相反，相关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在编写该算法时，程序员是否实际或推定知悉相关要约仅会被处于错误状态的一方所接受，并且其行为是否旨在利用此种错误？依我们之见，这正是法官在判决书第[229]至[230]段所采用的核心方法，相关内容已于下文第[124]段予以阐明。

104 第二个与时间点有关的问题，已由我们在上文第[99]段所阐述的方法予以解决。若在编程之时，程序员已经预见或理应预见未来合同相对方可能出现错误，并据此设计算法以利用该错误，则就认定其具备必要之主观认知而言，即便相关错误是在算法编译完成后才发生，亦不影响认定结果。此外，如前所述，我们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亦允许法院考察并考虑程序员在编程之后实际获取的知识，以及双方当事人直至合同订立时的实际行为。然而，我们需强调的是，上述分析针对的是当事人的实际行为，而非如Quoine公司所主张、并已被我们驳回（参见上文第[97]段）的那种做法——即通过“假设在交易大厅内、于合同缔结前夕、依据当时可得信息而进行的一次虚拟会面”来评判案件。按照该种方法，所提出的问题在于：当事人在知晓错误的情况下是否仍会同意订立合同？对此，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分析完全脱离现实，与实际情况毫无关联。事实上，涉案交易系通过算法化方式进行，而非基于某种想象中的交易大厅会议。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事人已承诺以特定方式相互交易，甚至无从得知合同是否能够成立、若能成立又将以何种条件达成；

在此情形下，他们选择不对任何可能因其所承诺安排而产生的合同享有审查、确认或撤销的权利。因此，此种做法显然无法合理地支持法院在算法完成合同缔结之前、乃至事后，人为地（或“衡平地”）介入并对拟议条款作最后一次审视。鉴于当事人已按此方式作出承诺，且在相关要约被接受并形成合同之前，尚无任何足以正当化衡平原则介入的依据，故我们难以找到任何合理的理由，以在合同已无任何条款错误的情况下，再行对其合理性进行审查并加以干预。

105 我们转而讨论错误方的非错误方在该错误中所需具备的知识类型。如上文[80]所述，此种知识要求因当事人是寻求在普通法下还是在衡平法下援引单方错误原则而有所不同。前者要求证明非错误方在订立合同时已实际知悉该错误；后者则要求推定知悉（并辅以不公正因素）。在理论与实践中，区分实际知悉与推定知悉往往颇具难度，这尤其在于两种形式的知悉均需法院采取客观审查标准（参见Digilandmall.com案第[44]段；以及Wellmix Organics (International) Pte Ltd v Lau Yu Man [2006] 2 SLR(R) 117案第[66]段）。

106 关于认定实际知悉的检验标准，载于Digilandmall.com案第[41]–[42]段，具体如下：

41 正如判例中经常提及，在缺乏明确承认或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有关知悉的事实 invariably 必须从所有相关情形中加以推断，包括当事人的经历与个性特征，以及一个理性人在类似情境下通常会知晓的内容。若法院经综合考量各项情形后认为，非错误方很可能已知悉错误方所犯之错误，则有权认定该非错误方对上述错误具有实际知悉。据此，法院应宣告该合同因单方错误而无效。

42 为使法院能够得出非错误方具有实际知悉错误的结论，法院将通过一系列推理过程，考虑处于类似情境下的理性人通常会知晓的内容。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及所谓“尼尔森式知悉”，即故意视而不见或对显而易见之事充耳不闻。显然，若法院认定非错误方存在故意视而不见的情形，则依逻辑与常理，可认定其具有实际知悉。

【强调部分已添加】

107 实际知悉涉及非错误方的主观认知。换言之，要认定实际知悉，必须证明非错误方确实知晓相关事实。然而，确定非错误方主观认知的方式可能包含从客观角度审视相关事项的因素。这一立场与吴教授在其关于错误问题的陈述第137段中所倡导的方法相一致：

那么，在判断是否存在知悉时，应当适用何种标准？答案似乎取决于该原则本身的性质，即以当事人的主观认知为核心。然而，有观点主张，此种“主观认知”必须以客观方式予以确认；事实上，Hartog v Colin & Shields [[1939] 3 All ER 566]一案亦支持此论点。在该案中，关于买卖前口头及书面磋商的记载，以及有关行业惯例的专家证词，均使判决倾向于被告卖方；辛格尔顿法官裁定，鉴于前述客观事实，被告显然犯下了原告买方同样清楚的错误。正如辛格尔顿法官所指出：

“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被告卖方的要约表述有误，且根据其提供的证据及往来信函，我确信原告不可能合理地认为该要约反映了被告的真实意图。”

【原文斜体强调；新增加粗强调；脚注略去】

108 与实际知识不同，推定知识是指将知识归责于无过失方。在此种情形下，法院的审查重点并非无过失方是否确实知晓有过失方的错误，而是处于无过失方地位的合理人是否会知晓该错误。若答案为肯定，则即便无法证明无过失方确已知悉该错误，亦应认定其具有推定知识。在此过程中，法院所采用的审查标准必然是客观标准。

109 在衡平法上，要认定单方错误，最后一个必要条件是：无过失方还必须被认定在相关错误事项上实施了某种不正当行为。在Digilandmall.com案中，此种行为亦被称为“不正当手段”或“不当行为”（参见Digilandmall.com案第[77]段及第[80]段）。更为近期，在BOM v BOK and another上诉案[2019] 1 SLR 349（以下简称“BOM案”）中，我们进一步阐释了何谓“不正当行为”，尽管该讨论并非针对衡平法上的单方错误。在BOM案中，法院需考量何种情形下可基于不正当性撤销信托契据；在此背景下，法院明确指出，“狭义的不正当性原则”[原文强调已删除]适用于新加坡（见第[142]段）：

… 要援引该原则，原告须证明其存在某种弱点，而另一方利用该弱点促成了交易。一旦满足此要件，举证责任即转移至被告，由其证明该交易公平、公正且合理。就此而言，虽然成功援引该原则并不必然要求交易价格低于市场价值或原告未获得独立法律意见，但上述因素仍将是法院评估交易是否欠妥时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关于原告须存在某种弱点的要求，系指原告因贫困、无知或其他严重程度足以严重影响其“维护自身利益”能力的身心或情感方面的缺陷（参见BOM案第[141]段）。诚然，这一要求与另一项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一方面，不正当性之认定本质上属主观判断，以无过失方的实际认知为基础——参见Digilandmall.com案第[78]段；另一方面，又要求无过失方至少具备推定知识，而这是一项客观审查标准，正如我们先前所述。

110 此外，对不正当性的狭义理解有助于限制在判定何种行为构成不正当性时的过度主观性，从而为合同当事人提供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参见BOM案第[176]段）。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并基于我们稍后将予阐明的理由，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均难以认定B2C2公司或Boonen先生存在不正当行为；因此，就目前而言，既无需解决前述提及的张力问题，也无需就同一狭义不正当性原则是否适用于衡平法上的单方错误作出裁决。故此，我们暂不对此作出结论。

111 此外，在衡平法上考量单方错误时，还应关注有过失方的疏忽或过失程度，以判断衡平利益之归属；即使有过失方的疏忽本身并不当然使其丧失救济权利（参见Digilandmall.com案第[79]段）。

112 在上诉中，Quoine 将重点放在第二项错误信念上，认为这是交易相对方所持有的决定性错误：即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在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购买以 BTC 计价的 ETH，而该价格准确反映了或并未显著偏离 2017 年 4 月 19 日 ETH 相对于 BTC 的真实市场价值和/或市场价格（参见上文第 [38] 段）。Quoine 主张，Boonen 先生对第二项错误信念具有实际知悉或至少推定知悉，因为其在编程交易软件时的主要目的，是在平台订单簿变为空白或异常稀薄时，以 10 BTC 对 1 ETH 的深度价格下达 ETH 卖单，从而不正当地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潜在错误中牟取暴利。与此相对，B2C2 提出，就争议交易中所报出并被接受的价格而言，并不存在任何错误；且 Boonen 先生在编写交易软件时亦未实施任何不正当行为。

113 总结而言，B2C2 通过其算法在平台上以 9.99999 BTC 和 10 BTC 对 1 ETH 的价格下达了 ETH 卖单。而在交易的另一方，代表交易相对方则以平台上的最优可得价格下达了买入 ETH 的订单。这些订单均由平台的操作系统执行，而该系统正是根据其所处的平台条件按既定程序作出相应操作。上述两方的指令相互匹配，最终形成了相应的交易合约。

114 此处不妨稍作停顿，对相关立场进行更为细致的审视。由于交易合约系依据确定性的算法程序订立，且该程序完全按照预设方式运行，因此难以认定存在何种错误影响了合同的成立。若说存在错误，也仅限于平台因 Quoine 未能对若干关键操作系统作出必要调整而导致的一系列运作问题，这些问题最终致使交易相对方的头寸被强制平仓，并触发了为其代为下达的 ETH 买盘。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于买盘下单前提的错误，但绝不能视为影响合同条款本身或合同成立条件的错误。倘若甲方因乙方告知其虚假信息而接受丙方提出的交易要约，且该要约价格为甲方原本不会接受之价位，同时丙方既不知情亦未参与乙方的虚假陈述，则我们难以认定该虚假陈述构成足以使合同无效的错误。在此案中，报价程序存在的问题以及随后导致交易相对方头寸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恰如 Quoine 向交易相对方传达的“虚假信息”。此种情形显然无法成为足以使 B2C2 与交易相对方之间的交易合约归于无效的错误。

119 首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博嫩先生曾考虑过保证金交易者与出借资金者之间的关系（判决书第[124]段和第[223]段）。很难看出Quoine公司如何能够对这一认定提出任何质疑。并未有证据表明深度价格的设定是基于保证金交易的考量而设计的。如果博嫩先生在设计深度价格时并未意识到或考虑保证金交易的具体条款，那么他也不可能在编程交易软件时预见到，在平台流动性不足、订单簿异常稀薄的情况下，保证金追加通知将被触发，并且市场指令将被下达以最优价格购买ETH，从而为投机行为创造机会。

120 其次，法官确认，深度价格的设定部分是为了确保PureQuote策略始终拥有价格输入，从而使交易软件能够持续运行（参见上文第[18]段），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在极 unlikely 的情况下，当某笔交易以深度价格成交时，能够充分保护B2C2免受该交易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参见判决书第[83]段和第[85]段）。法官承认，博嫩先生的策略或许并非完全出于防御目的，但仍然认定，设定深度价格的首要原因是在意外情况发生时保护B2C2（参见判决书第[119]段和第[230]段）。

121 第三，法官确认，博嫩先生在设计交易软件时，确实知晓平台订单簿可能出现空置的情况，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深度价格将被插入到交易软件的内部订单簿中。然而，法官同时指出，博嫩先生从未考虑到以深度价格下单的订单真正被执行的可能性。事实上，博嫩先生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低，而且法官也认定他并未详细思考此类情形可能发生的具体条件（参见判决书第[121]段和第[123]段）。

122 上文第[117(a)]段所作出的第一项认定，对于任何基于共同错误的主张而言都是致命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B2C2从未在错误的误导下行事（参见下文第[129]段）。

123 上文第[117(b)]段所作出的第二项认定，依我们之见，同样对任何基于单方错误的主张构成致命打击。这是因为该认定排除了任何关于交易合同是在B2C2实际知悉或应被视为知悉相关交易系因任一方当事人错误所致的情形下的成立可能性。此结论源自我们前述对法律的分析。此外，正如我们在上文第[42]段所指出的，法官亦确认博嫩先生直到争议交易完成之后才得知导致平台流动性不足的故障。

124 根据我们前述第[103]段对法律的分析，本案中的关键问题可表述如下：在使用深度价格对交易软件进行编程时，程序员是否明知或推定明知以该价格提交的卖单仅会在对方当事人处于错误认知的情况下才会被接受，并且其行为是否旨在利用该错误？依我们之见，这正是法官在判决书第[229]至第[230]段所采用的核心判断方法，也正是这一方法使法官得出结论：博嫩先生既无上述认知，亦未通过编程交易软件来利用任何此类错误：

229 接下来有必要确定博嫩先生在插入深度价格之时是否确实知晓当时存在的错误认知……是否可以说，博嫩先生知道“没有任何交易者会设想在平台上以如此严重偏离实际市场价格的价格达成交易”？换言之，博嫩先生当时持有的信念是：该价格异常之甚，以至于除因错误外，绝无交易者会按此价格进行交易。

230 … 我根据上述事实认定，博嫩先生并未基于此种信念而输入深度价格。他预见到可能会出现多种因素导致深度价格被输入，而其输入这些价格的首要原因是为了在意外情况发生时保护B2C2公司。他并未排除以该等价格成交的可能性。尽管他意识到其中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这可能是由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某人所犯的错误或疏漏所致，但他并未详细考虑可能导致此类交易发生的具体情形。他清楚平台是一个自动化系统，因此不存在任何特定交易事先由相关方进行审查的机会。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若要认定他实际知晓其他交易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在平台上以与实际市场价格存在如此重大偏差的价格达成交易，我认为有必要证明他本人也持有这一信念，而事实上他并未持有此信念……

【强调部分已添加】

125 我们还在上文第[99]段指出，程序员的知识，乃至运行该算法之人的知识，在编程之后直至争议交易发生之时仍具有相关性。然而，考察B2C2公司在这一较晚时间点上的认知状态时，我们认为Quoine公司无法提供或举证任何证据，以证明B2C2公司及/或博嫩先生已知悉报价程序存在的问题，亦未意识到自交易软件编程完成至争议交易发生（即签订交易合同时）期间，平台订单簿逐渐变薄的事实。Quoine公司试图援引博嫩先生于2017年4月20日——即争议交易发生次日早晨——所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但依我们看来，该邮件对其主张毫无助益。该邮件的主题仅简单写道：“Quoine数据库严重故障，请立即致电”。Quoine公司辩称，博嫩先生的反应表明其已知必然存在某种错误。然而，即便从最乐观的角度看，这也只能反映博嫩先生在得知争议交易发生后的心理状态，而这并不属于相关的时间范围。此外，该邮件反而支持了法官关于博嫩先生并非出于任何恶意目的而在交易软件中设定深度价格的认定，因为他的反应显然与一个预期到可能出现此类错误并据此设计算法加以利用之人应有的态度相矛盾。

126 综合上述证据，我们显然可见，博嫩先生并未具备对第二类错误信念的实际或推定认知。只有当一系列事件如完美风暴般接踵而至——始于报价程序的问题，终于争议交易以深度价格达成——博嫩先生才可能具备或被视为具备第二类错误信念。尽管Quoine公司为证明哪怕一丝一毫的此类可能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始终缺乏任何证据表明博嫩先生曾对此作出过任何设想。因此，我们就上诉中的这一方面驳回了Quoine公司的主张。

127 为使论述更为完整，我们补充说明：法官在上文第[117(b)]段所述的第二项认定，即在交易软件中设定深度价格并无任何恶意动机，亦排除了在B2C2公司行为有违诚信的情况下签订交易合同的任何可能性。我们不认同法官关于博嫩先生将深度价格纳入交易软件虽属机会主义商业决策，但并无恶意动机的认定（判决第[236]段）。

128 基于以上所有理由，我们确信Quoine公司依据普通法及衡平法提出的单方错误抗辩均不成立。

129 Quoine还主张，交易合同因共同错误而无效，因为B2C2与各交易对手在一项共同的错误认知下达成了争议交易，即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以以太币的现行市场汇率或其附近进行交易。然而，鉴于B2C2已在其平台上以每1个以太币9.99999比特币及10比特币的价格挂出卖单，且其PureQuote策略中故意预设的深度价格——每1个以太币10比特币——已生效（参见上文[117(a)]），B2C2不可能存在此种错误认知。因此，Quoine依据普通法提出的共同错误抗辩不成立。

130 我们转而讨论Quoine提出的主张，即其有权取消争议交易，理由是若不如此，B2C2将不正当地从交易相对方及/或Quoine处获益。Quoine与B2C2关于不当得利的论点，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认可交易合同因错误而无效。倘若交易合同仍然有效且可强制执行，则似乎足以排除任何基于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

131 在下文对不当得利问题的论述中，法官援引了我们在“新加坡游泳俱乐部诉Koh Sin Chong Freddie案”[2016] 3 SLR 845第90段中的判决，该判决明确了不当得利之诉成立的三项要件：(a)被告已获得利益或发生财产增值；(b)该利益或增值系以原告为代价；以及(c)被告之受益属不正当。

132 首先，我们同意法官的结论，即若争议交易未被取消，B2C2将因其账户中入账的大量比特币而获得重大利益。然而，正如法官所指出，这一利益是以交易相对方为代价的，因为后者须补足其账户实际余额与其因争议交易而被扣划金额之间的差额。因此，不当得利之诉的诉权理应归属于交易相对方而非Quoine。不过，B2C2并未尝试驳回Quoine抗辩中的此部分，故法官仍按该抗辩已被适当提出之情形继续审理。据此，我们也依此基础予以审理。

133 至于第一项要件，毫无疑问，B2C2因争议交易所得款项入账而获益或取得利益。假设交易相对方能够就争议交易可能造成的损失向Quoine提起诉讼，且在交易合同仍有效并可强制执行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说B2C2之受益至少间接地以Quoine为代价。由此，不当得利的前两项要件均已满足。接下来，我们转向最后一项要件，即必须存在不正当因素。

134 Quoine所主张的不正当因素包括：首先，该利益系因错误而授予B2C2；其次，B2C2得以获益的交易合同订立过程中缺乏合意。事实上，这些论点与我们就单方错误案件所持观点相同，而该观点已被我们驳回。

135 此外，鉴于我们认定交易合同并未无效，B2C2之受益乃基于有效合同产生，难以认定其具有不正当性。正如Goff & Jones编著的《不当得利法》（Charles Mitchell、Paul Mitchell及Stephen Watterson主编，Sweet & Maxwell出版社，第九版，2016年）第9–94段所述（参见判决第249段）：

当一方当事人因合同错误而误将利益授予另一方时，即便该错误本可支持不当得利之诉，此类诉求通常亦难获支持。……合同本身将阻止该诉求，只要其赋予被告获取相关利益之权利。欲使该诉求成立，原告需证明合同无效，即合同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强调部分由原文标注】

136 因此，我们确信Quoine所提出的不当得利抗辩无法成立。

137 最后，我们转向B2C2的主张，即Quoine在争议交易中将记入B2C2账户的比特币以信托方式持有，而Quoine在撤销该笔记账交易时违反了该项信托义务。这引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加密货币，尤其是比特币，是否属于可以以信托方式持有的财产范畴。

138 在当事人出庭审理时，这一点并未受到质疑，而仅由Quoine在上诉阶段才迟延提出。尽管如此，法官仍简要审议了该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加密货币符合英国上议院在Ainsworth案判决中所确立的经典财产权定义中的所有要件（见第1248页；参见上文[34]）。然而，鉴于其已认定加密货币在一般意义上可被视为财产，法官并未进一步明确该财产权的具体性质。

139 英联邦内亦有若干判例间接承认加密货币可被视为财产，尽管我们尚未发现任何法院曾试图界定此类财产权的具体性质。例如，在Elena Vorotyntseva诉Money-4 Limited等案【2018】EWHC 2596 (Ch)中，英格兰高等法院下达了一项所有权禁令，禁止移除特定的以太币和比特币资产。Birss法官在作出裁决时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加密货币不能成为一种财产形式。

140 在Copytrack Pte Ltd诉Wall案【2018】BCSC 1709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下令追踪价值约40万加元的以太币，这表明以太币已被视为可被追踪的财产种类。本案由Copytrack Pte Ltd（“Copytrack”）提起，该公司从事数字内容管理和自动化版权保护业务。Copytrack自行发行了名为Copytrack代币的加密货币，但误将更具价值的以太币而非Copytrack代币转给了被告投资者。随后，被告又将该以太币转移至第三方。Copytrack遂请求追踪并追回该以太币。法院将关于转化与不当扣留等财产法原则是否适用于加密货币的问题定性为“关键性议题”及“本申请的核心问题”。虽然法院并未就加密货币是否确实能够适用特定的财产法请求作出明确裁定，但其认为，在当前情形下，拒绝给予Copytrack救济既不合理也不公正，因此准许Copytrack对被错误转移的以太币进行追踪与追回。

141 学术评论者普遍认为，比特币可以被视为一种财产权利，尽管他们对这一权利的具体性质存在分歧。在Jean Bacon等人所著的《区块链揭秘：分布式与中心化账本的技术与法律导论》（2018年）第25卷第1期第1页中，作者指出（第182段），持有诸如比特币等数字代币的人应被视为在普通法下享有财产权益，因为他们拥有一系列权利，其中包括控制该代币的权利。这种权益可通过区块链上的记录加以识别，能够通过区块链记录进行转让，并具有高度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142 Kelvin FK Low与Ernie GS Teo在《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是否属于财产？》（2017年）第21卷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研究论文中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与比特币相关的财产权利在于：使个人的公共比特币地址作为某一特定比特币交易的最后一条记录出现在区块链上。此种权利赋予持有人排他性的控制权，表现为普遍的可执行性，并可在将比特币从本人的公共地址转移至他人地址时被视为真正的财产转移行为。

143 最近，由杰弗里·沃斯爵士担任主席的英国司法管辖区特别工作组（“UKJT”）发布了其关于加密资产与智能合约的法律声明（2019年11月），其中探讨了英格兰法是否将某一特定加密资产视为财产的问题。UKJT将加密资产界定为通常具备以下特征（第31段）：(a) 无形性；(b) 密码学认证；(c) 使用分布式交易账本；(d) 去中心化；以及(e) 共识规则。UKJT在第85段指出，加密资产具备财产的所有表征，且其前述新颖或独特特征并不使其丧失作为财产的资格。UKJT还进一步说明，即便加密资产可能既无法归类为占有物亦无法归类为行为物，也不因此而被排除在财产之外。据此，UKJT得出结论：原则上，加密资产可以被视为财产。

144 认为加密货币应当能够纳入一般财产概念的观点或许颇具说服力。然而，涉及何种类型的财产这一问题仍存在诸多难点。在本案中，我们无需就此问题作出最终定论。这是因为，即使比特币被视为一种可成为信托标的之财产，我们也认为B2C2的信托违约主张仍将不成立，原因在于，与法官所认定的情况相反，我们认为并不存在设立信托的确定意图。对此，我们赞同法国大法官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Korda诉澳大利亚遗嘱执行人信托有限公司案（2015）255 CLR 62（“Korda”）中的相关论述。法国大法官指出，判断是否应推定存在设立信托之必要意图的过程，“乃是在相关书面或口头约定之语境下进行解释与建构”（Korda第[11]段）。他明确强调，仅因法院认为某种安排系保护或创设某项权益之适当方式，便不应简单地推定存在信托之意图并据此认定信托关系成立。

145 法官裁定，促使他认定B2C2账户内入账的比特币已形成信托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于B2C2的资产被单独作为平台个人用户的资产予以保管，而非作为Quoine交易资产的一部分。他认为，此情形构成“明确迹象”，表明Quoine并未主张对用户资产享有任何所有权，并承认其仅为用户持有该等资产，而用户有权随时要求提取（参见判决书第[145]段）。然而，在我们看来，仅仅因为Quoine的资产与其客户资产相分离，尚不足以直接得出存在信托关系的结论。在Vintage Bullion DMCC（以其自身名义及代表MF Global Singapore Pte Ltd（处于债权人自愿清算中）之客户）诉Chay Fook Yuen（以其作为MF Global Singapore Pte Ltd（处于债权人自愿清算中）之连带清算人的身份）及其他案件【2016】4 SLR 1248一案中，我们在第[61]段曾作如下表述：

146 无论如何，Quoine实际将比特币存放在冷存储钱包中的方式表明，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资产隔离，这不利于推断其系以信托方式持有。Lozada先生在庭审中就平台用户比特币的存放方式作出了如下说明：

【强调部分已添加】

147 鉴于平台用户账户余额在Quoine数据库中显示的金额并不必然与其冷存储钱包中的金额一致，因此不能认定Quoine系以信托方式持有该用户账户余额所载明的金额。根据Lozada先生的陈述，似乎用户唯一关注的只是Quoine数据库中显示的金额；至于冷存储钱包中的实际金额则无关紧要，因为若数据库中显示的账户余额无法得到足额资产支持，Quoine只需从其他渠道购入所需资金以弥补差额即可。我们认为，此种安排更类似于向银行存入存款（正如Lozada先生在庭审中所指出的）。Quoine数据库中记载的账户余额即为Quoine对用户所负之债务，而Quoine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能够在用户要求时及时清偿该项债务。

148 此外，我们认为风险披露声明第9条与有关设立信托之意图的说法相矛盾。该条款规定：

… 然而，[Quoine]并未就上述资产采取诸如将其存入信托银行账户等客户资金安全保障措施；因此，若[Quoine]破产，将无法返还客户资产，客户可能因此遭受损失。

通常而言，受托持有的资产不受受托人破产债权人之追索。

149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确信B2C2账户中的比特币并未形成任何明示之信托关系。因此，本院准许Quoine就此提出的上诉。然而，鉴于本院前述关于交易合同有效且可强制执行之裁定，B2C2仍依约有权向Quoine主张争议交易之收益。

150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驳回Quoine公司关于违约之诉的上诉，并准许其关于违反信托义务之诉的上诉。除非双方当事人能够就费用问题达成一致，否则双方应在本判决作出之日起三周内分别提交不超过六页的书面意见，说明应予作出的适当费用裁决。

151 最后，我们谨对Goh教授表示深切的感谢，其提交的法律意见一贯详尽周密、研究严谨、条理清晰，对我们作出本案裁决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52 当交易者将其事务交由基于算法运行的计算机处理时，传统的法律原则是否仍然适用，抑或需要作出相应调整？这一上诉案件正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涉案计算机属于“确定性”类型，即其运行完全依照人类预先设定的算法程序进行。因此，本案涉及的是当机器依据输入数据以机械化方式订立合同时，应适用何种法律规则；而由于输入数据意外中断，导致合同结果发生根本性扭曲的情形。本案所涉合同于深夜订立，内容为：由Quoine提供比特币（BTC），并经由Quoine向B2C2交付以太币（ETH）——在此，我沿用多数意见（“多数意见”）在其判决（“多数意见判决”）中所使用的缩略语。最终，比特币被低估、以太币被高估约250倍，与任何“正常”价格相比均存在显著偏差。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在于，Quoine的计算机因意外与外部信息源断开连接。然而，合同的订立需双方合意，而B2C2计算机在编程上设定以“深度”价格进行报价或要约，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此点尚待进一步审查。

153 B2C2主张，无论具体原因为何，如此订立的合同均应有效成立。基于下文将阐明的理由，我认为应当从如下角度出发：对于任何自然人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当时已发生了极为异常的故障或错误。鉴于相关合同系于2017年4月19日午夜前后订立，当时并无自然人在场作出上述判断；但翌晨6时15分，B2C2通过向Quoine发送一则简短消息——“Quoine数据库重大故障”，并请求Quoine紧急联系B2C2——作出了该等判断。问题在于：尽管如此，这些合同是否仍具有约束力？

154 事实已在多数意见判决中予以阐明。简要概述如下：

155 因此，该平台与报价程序在设计上被预期应作为一个整体运行。然而，2017年4月13日，出于安全考虑，平台上的若干关键系统的登录密码被更改，但因疏忽，未对报价程序作出相应的必要调整。结果，报价程序无法再从外部交易所获取数据，也停止在平台上创建新的ETH/BTC订单。由于此类消息的通知标志本身已被禁用，因此并未产生任何异常提示（参见判决第[71]–[72]段）。

156 平台上显示的交易量逐渐减少，因为未成交的订单陆续被撮合，致使2017年4月19日深夜，平台认定两名保证金交易者——Pulsar和Tomita先生——因向Quoine借入ETH以进行BTC投机，已处于“保证金爆仓”状态。为此，平台触发了强制平仓指令，按当时市场上最优价格将他们的BTC资产兑换为ETH。更为不幸的是，尽管此事与本院审理的核心争议并无直接关联，但由于平台设计上的疏漏，其缺乏一项核查机制，无法确认是否存在足额资产作为担保以弥补任何可能的保证金缺口，因而据称出售的BTC数量远远超过了上述保证金交易者实际持有的数量：例如，Pulsar账户中仅持有约13.5个BTC，却售出了3000个BTC（参见判决第[73]–[74]段）。

157 B2C2是该平台的一家交易商。其软件程序主要通过检查买卖双方各前20个价位，并按照一系列步骤计算出适当的委托价格水平来运作。然而，为应对可用价格水平可能过少或过低的情况，该程序还在买卖两侧设置了“深度价格”，以防止程序因超出范围而发生错误。截至2017年4月19日，这些深度价格分别为：卖方一侧10 BTC/ETH，买方一侧0.00001 BTC/ETH。在买方一侧（B2C2以BTC购买ETH），人为设定的最低限价实际上阻止了报价进入平台，理由是买方数量过小；而在卖方一侧（B2C2出售BTC），唯一的限制仅依据一个基于名义汇率的阈值，而不考虑实际成交价格。

158 显然，B2C2的程序会定期将这些深度价格下的买卖委托发送至平台市场，但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委托通常会被忽略，因为它们与当前市场价格完全脱节。法官采纳的相关证据（见判决第[113]段）显示，B2C2的所有人Boonen先生解释称，设置深度价格的目的是“防范B2C2面临流动性及市场状况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见判决第[112]段），即应对极为罕见的市场情形。Boonen先生还表示：

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检查机制或功能，即那个10的价格，并非日常性的措施，而是属于一种熔断机制。它只在出现极其异常情况时才会启动，也就是当难以想象的情形真正显现之时。我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法官认可，Boonen先生并非意指程序可能借此谋取不当利益的可能性。他甚至“对这种暗示感到愤慨”，认为自己并未出于此种目的设计该软件（见判决第[117]段）。相反，判决明确指出：

118 …他在编写该程序时的首要关切，是维护B2C2交易系统的完整性，以尽可能降低任何不必要风险的发生。

121 …他本应意识到，这些深度价格只有在订单簿出现严重流动性不足时才有可能被执行，而这正是当初在软件中增设深度价格的原因之一。然而，他的考量更多地着眼于确保B2C2系统在此类情形下仍能正常运行，而非利用流动性匮乏之机牟利。

122 … 他或许能够认识到，导致流动性不足的一个因素可能是由于某人的疏忽或错误所致，但并无充分理由认定他认为上述情形便是导致流动性不足的全部原因。…

159 事实上，在缺乏其他市场流动性的情况下，Quoine平台在Pulsar公司及富田先生被认定违约后所发出的强制平仓指令，与B2C2公司针对BTC提出的七个深度价格报价相匹配，这些报价的价格约为10 BTC/ETH。这一成交价格“大约是此前约0.04 BTC兑换1 ETH的市场价格的250倍”（判决书第[4]段）。次日清晨，当相关人员发现昨夜发生的情况时，Quoine公司声称将撤销相关交易。本案的核心在于，其是否有正当理由作出该项撤销决定。

160 审判及上诉程序中提出了大量争议问题，其中大部分我都完全赞同多数意见。特别是，基于多数意见判决第[48]至[58]段所阐述的理由，我同意平台促成的强制平仓交易系由Pulsar与富田先生（即Quoine代表其行事的“交易相对方”）以及B2C2之间达成。同时，我认为，即便存在撤销这些交易的依据，Quoine亦系代表Pulsar与富田先生行事，并有权为该等当事人利益而采取相关措施。在执行保证金交易时，证券持有人有义务顾及保证金交易者的利益；而在本案中，若法律允许，则显然应当撤销相关交易。

161 此外，基于多数意见判决第[60]至[67]段所阐明的理由，我同意计算机促成的合同并未包含Quoine所援引的“异常价值条款”。关于该条款若被纳入时之解释及其适用范围，我选择暂不表态，此点于多数意见判决第[68]至[70]段已有论述，故无需在此作出判定。同时，我也同意，根据多数意见判决第[71]至[77]段所述理由，无法认定任何相关的默示条款存在；除非——我补充指出——该等条款仅是对下文我所分析之错误规则原则的简单镜像。在我看来，上述原则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在当前情境下，诚实且合理的交易者亦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准则，无论其他合同条款如何规定。最后，我亦赞同多数意见在第[129]至[149]段所提出的理由，认为本案既不存在前述所认定之共同错误，亦无不当得利或信托关系之情形。

165 丹宁大法官所建议的限制将从根本上限制普通法上的错误制度（尽管他亦以相应更为广泛的衡平法角色予以平衡）。然而，正如多数意见在[83]–[90]段所指出的那样，英国判例表明，与丹宁爵士在Solle v Butcher案中的观点相反，英国普通法下的错误制度适用于所有涉及标的物或条款存在足够根本性错误的情形，但仅限于此。鉴于此即为英国法下普通法错误制度的适用范围，正如多数意见在[90]段所言，目前尚无定论：在英国法下，是否还存在进一步的衡平法管辖权，可针对其他类型的根本性错误情形提供救济。与此相对，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则如我所注意到的，认可了丹宁爵士对普通法错误所赋予的有限作用，但同时又通过承认在其他情形下给予衡平救济予以平衡：参见Taylor v Johnson案第[9]–[11]段。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曾提及“关于某一根本性条款”的错误性质，认为当一方当事人明知另一方当事人“因对该条款的内容或标的物存在严重错误或误解而订立合同”时，即可准予衡平救济（参见Taylor v Johnson案第[14]段）。

此外，在该案事实背景下，法院亦基于如下情况准予了该项衡平救济：即唯一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未发生错误的一方（泰勒先生）“认为约翰逊女士就相关交易的条款（价格）或标的物（其价值）存在某种严重错误或误解”（参见第[15]段）。

166 Digilandmall.com案的法院进一步审议并驳斥了一项加拿大判例，该判例同样主张采用复合式分析，即将衡平法上的错误纳入普通法范畴。法院在第[55]段进一步认定，普通法与衡平法上的错误均具有各自的作用，其思路与Associated Japanese Bank (International) Ltd v Crédit du Nord SA [1989] 1 WLR 255案中斯泰恩法官（当时身份）所阐述的观点相一致：

毫无疑问，在这一法律领域复杂的议题上，不可能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或解决方案。然而，我认为，一种狭义的普通法错误理论（如Bell v Lever Brothers [1932] AC 161案所阐明），辅之以更为灵活的衡平法错误理论（如Solle v Butcher [1950] 1 KB 671案及后续判例所发展），应当被视为一种完全合理且令人满意的法律状态……

在Digilandmall.com案法院已在第[58]段作出限定的前提下——即普通法上的错误不应被理解为如丹宁爵士在Solle v Butcher案中所建议的那般狭窄——新加坡法律因此确认，在单方错误案件中，普通法与衡平法均具有相应的适用角色。其中，明确承认衡平法角色的优势在于，正如斯泰恩法官所指出、且Digilandmall.com案法院在第[77]段所呼应的那样：“衡平法的一大特质……在于其能够灵活实现正义之目的。”

167 法院在此特别指出，衡平法具备处理推定知悉情形的能力。据此，法院明确表示其所指系尚未达到实际知悉程度的情形，例如参见Digilandmall.com案第[76]、[77]、[83]及[88]段。对于此类情形，法院称：

77 … 推定知悉乃衡平法概念，而推定知悉是否应促使法院介入，必然取决于是否存在其他足以唤起法院良知的因素，例如“不正当手段”或“不诚实行为”。另一方面，单纯的过失本身并不足以触发衡平法的介入。合同各方彼此之间并无注意义务。

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当然可能涉及，任何衡平法管辖权的行使都始终会谨慎保护合法的第三方利益。然而，在本案中，并未主张在错误被发现之前的极短时间内产生的任何此类利益足以阻止Quoine撤销相关交易。（一审法官判决第256段提及——但仅作为不判令Quoine履行特定义务的理由——“在交易被撤销之前”，B2C2的软件曾在九个不同的交易所产生了略低于三分之一比特币的销售记录。由于此类销售并未被视为撤销交易的抗辩理由，因此似乎并未对其条款或价格予以考虑，尽管这些因素当然可能对损害赔偿产生重要影响。）

168 在Digilandmall.com一案中，法院在其关于显失公平的论述中作出了如下表述：

78 然而，“显失公平”不能仅仅依据一个理性人应当知晓的事实来认定。它必须基于非错误方所知悉的具体事项；参见Can-Dive Services v Pacific Coast Energy Corp (2000) 74 BCLR (3d) 30（“Can-Dive”）一案，Southin高级法官在[142]段中的意见。如果当事人并不知晓可能导致其行为构成显失公平的事实，则其行为不应被视为显失公平。因此，我们认为难以接受Can-Dive案件下级法院法官Shaw J的观点，即仅凭推定知情即可触发衡平法上的良心原则。不过，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加拿大司法实践已逐渐朝这一方向发展。

169 因此，Digilandmall.com一案的判决表明，在衡平法上，单方错误的存在可以由以下因素共同构成：(i) 对错误的推定知情，若存在实际知情则该合同应归于无效；(ii)(a) 非错误方的行为具有显失公平性质，且(b) 此种显失公平系基于非错误方对相关事实的明知。此外，该判决也与我所赞同的另一观点相一致，即灵活的衡平法原则能够涵盖单方错误的情形，即便该错误并非严格针对标的物或合同条款，但只要其足够“根本性”，便足以支持衡平法的介入——当然，前提是遵循Digilandmall.com案中的分析思路，还需满足(ii)(a)和(ii)(b)所述的因素。

170 然而，Digilandmall.com案的分析仍引出两点，尽管在我看来，这两点的解决并非本案上诉裁决所必需。首先，若将基于非错误方知情的显失公平行为理解为导致错误方继续处于错误状态的行为，则很难设想如何存在推定知情。正如Digilandmall.com案法院在[76]、[77]、[83]及[88]段所承认的，推定知情仅适用于缺乏实际错误认知的情形。其次，以单方错误为由寻求衡平救济的主要依据，是非错误方所具有的推定知情之错误。而在显失公平情形下，显失公平仅作为附加要素发挥作用（参见Digilandmall.com案[77]、[80]及[83]段），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机制。诸如BOM等判例所处理的情形，与本案存在实质差异，因为在那些案件中，显失公平是唯一据以支持衡平法撤销一项原本有效的交易的依据。BOM案对显失公平所持的有限理解（将其与所谓“第一类不当影响”紧密关联）必须置于上述背景下加以审视。当救济的主要依据是非错误方的推定知情之错误时，尚无理由认为显失公平不应以灵活方式适用，从而契合个案的衡平需求。

【强调部分已添加】

177 在Digilandmall.com的第[78]段中，法院援引了Southin法官在Can-Dive Services v Pacific Coast Energy Corp案（2000）74 BCLR（3d）30的第[142]段中的观点，即“关于不公平性的争议，并非取决于某人本应知晓什么，而在于其实际知晓了什么”。该案的背景是一起旨在纠正分包合同的诉讼，该合同赋予当事人在恶劣土壤条件下作业时请求额外报酬的权利；然而，在当时的情形下，人们误以为（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这一权利本就依附于主合同的背靠背条款。最终，该诉讼被驳回，理由是：“关键的‘事实’——即主合同的真实含义——直到资深审判法官作出判决之前，双方当事人都并不知晓”：见Can-Dive案第[143]段。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受主合同约束，无论其真实含义为何”，而该项诉求实质上是对整个交易安排而非分包合同本身的修正（参见Can-Dive案第[141]及[144]段）。但当前值得关注的是，Southin法官在其判决中指出，Ryan法官亦表示赞同；

她在第[141]段以一种因“机械性”誊写过程中出现错误、且该错误直至事后才被发现的情形为例，说明在该种情况下可适用衡平救济以纠正错误。她称：

在本案中，如果当初在分包合同被打印成文时，打字员遗漏了双方曾达成合意的天气条款，那么在我看来，主承包商若以“好吧，很遗憾，看看合同原文吧”为由推脱责任，这无疑构成衡平法上的欺诈行为。然而，本案并非如此情形。……

178 Digilandmall.com的第[78]段中，法院还对一审Shaw法官在Can-Dive案中的部分观点表达了不同意见，同时承认加拿大判例法“已朝此方向发展”——这很可能指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院在256593 BC Ltd.案中的裁判思路。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偏好选择，而是触及到作为衡平救济基础的“推定知悉”原则的核心。不过，依我之见，本案所涉及的问题并不需要在此予以解决，因为本案关注的是另一项议题：即在双方当事人既未意识到也无从意识到错误发生之时与地点的情况下，基于实际知悉或推定知悉的救济原则究竟如何适用。正如后文所述，我认为本案可通过考察B2C2公司在获悉相关交易具体情况时的实际心态来加以化解。由此而言，本案更接近于存在实际知悉的情形，而非推定知悉的情形。

179 在进一步探讨单方错误之法在本案中的适用之前，我应当先就其概念基础略作说明。法院在Digilandmall.com案[31]中曾以一句被多数意见[81]所引用的话指出：“显而易见”，“知晓对方所犯错误的一方不得主张双方存在一致的意思表示”。关于普通法下合同法的基础原则，学界长期存有争议：合同究竟是基于对当事人之间沟通内容的客观评价，并结合所有已知或应被视为已知之情形加以判断？抑或是建立在主观共识之上，但几乎在每种情况下又须考虑如下因素——即每一方实际上均不得依赖于与其客观达成之合意相异的解释（此种方法与我所理解的法国民法典之立场相近：参见Dallah房地产与旅游控股公司诉巴基斯坦政府宗教事务部案[2011] 1 AC 763，第[19]段）？若采前者，则单方错误作为客观主义方法之有限例外而发挥作用，恰如Chitty一书第3-022段所阐释；另可参阅Treitel《合同法》（Sweet & Maxwell出版社，第14版，2015年）第1-002、2-002及8-047段；

以及John Cartwright《虚假陈述、错误与未披露》（Sweet & Maxwell出版社，第3版，2012年）第13-02段。若采后者，则单方错误乃一种特殊情形，在此情形下禁反言原则无法亦不适用，因不存在信赖关系。

据此，单方错误实为法律为实现正义目的而承认之例外情形，其性质与虚假陈述、不当影响或错误等制度之原理相似。Digilandmall.com案中，法院亦在[31]段实质上确认了这一点，其言曰：

… 法律不应援助明知客观表象与事实不符之当事人。倘若法律竟认定受误解一方须受该合同拘束，则有悖于正义之精神。

此项分析尚具另一重要推论性优势，即有助于解释为何以及如何法律得以确立不同规则——正如法院在Digilandmall.com案中所确认——针对普通法下的错误，在涉及对某项条款之根本性误解时（合同无效），与衡平法上的错误（合同可能被撤销）分别适用不同规则。主观共识理论之逻辑在于：无论属普通法抑或衡平法范畴，凡发生单方错误之时，皆无任何有效之合同存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曾在Taylor v Johnson案[8]段明确指出此点。

181 对单方错误进行差异化分析的价值，无论是在普通法还是衡平法下，都在于它使法院能够针对具体情形，处理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某种原因，当事人在客观上就一份合同达成了合意，而其中一方明知或理应知道，该合同在某些根本性方面与其另一方所认为或所理解的内容存在差异。我补充指出，这种错误可能完全独立于合同磋商过程之外，且与之无关地为前一方所知悉。例如，某份合同约定交付燕麦甚至新燕麦，但卖方在不知买方的情况下，从一位无权代表买方行事的第三方处获悉（或者在买方外出时未经许可阅读了置于其办公桌上的一张纸条），买方误以为合同条款之一是所交付的燕麦应当为陈燕麦。尽管要约、承诺以及最终订立的合同在客观上均允许或要求交付新燕麦，但由于卖方知晓买方的真实误解，因而不得坚持要求履行合同。其背后的法理基础并非要约与承诺之间缺乏对应关系，而是一种正义原则。

182 我转而探讨上述原则在当前情形下的适用或调整。鉴于多数意见在[114]段所阐述的理由，我同意本案难以被简单归类为对已执行交易条款存在实际错误的情形。其原因在于，这些交易系由计算机按照算法机械运行而达成，尽管盲目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此类交易的产生。因此，本案并不符合普通法中关于单方错误的原则，亦不宜将该等原则扩张适用于此种情形；因为算法的运作也可能（尽管本案并未发生）在人类发现错误之前就已引发相关第三方利益。然而，可以确信的是，该错误及其所导致的交易结果，在本质上与Digilandmall.com案中所涉之错误并无二致。任何一位以常人视角审视已执行交易的交易者都会认为，该交易从根本上存在重大误解——即因某种根本性错误而导致的BTC出售条款，而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任何BTC卖方均不会接受该等条款。

183 在此情形下，审查便转向衡平法中更为灵活的单方错误领域。为此，法官的认定，尤其是[227]段中的内容，在我看来清晰明确：确实存在一项根本性错误，即Quoine的系统运行方式（并由此导致以特定条件出售BTC）并非其所能预见，且在当时的情境下绝不可能为Quoine或相对方所接受。此外，尽管B2C2在错误发生时并未察觉，但自次日清晨查阅计算机打印件之时起，其即已知悉该错误的存在，并向Quoine发送电子邮件称：“Quoine数据库严重故障”，此点我在本判决开篇已予提及，并将在[203]段再次论及。问题在于：当双方当事人在计算机交易一经显现即已知晓存在根本性错误、且未造成任何损害、亦无相关第三方利益介入、同时该错误又可轻易纠正的情况下，法律是否仍应强制执行合同？基于我将阐明的理由，我认为在此种情形下，法律应当且能够认定该合同可予撤销，正如Quoine所主张。

184 合同的确定性固然重要，但并非全部：参见例如Golden Strait Corporation诉Nippon Yusen Kubishiki Kaisha（“Golden Victory”）[2007] 2 AC 353；Bunge SA诉Nidera BV [2015] 3 All ER 1082。正如所有伟大的法官一样，曼斯菲尔德勋爵能够兼顾两种考量的重要性。在Vallejo v Wheeler（1774）1 Cowp 143一案中，他在第153页指出：

在所有商事交易中，首要目标应当是确定性；因此，规则是否确定，远比其确立方式更为重要。盖因商人据此方可明确其行动依据。

然而，在另一项著名判例Alderson v Temple（1768）4 Burr 2235一案中，他却表现出另一种关切：

…[在]所有司法裁决中，尤其是在商事案件中（此类案件理应依据自然正义而非法律条文的细枝末节作出裁判），最为可取的目标，便是实现实质正义。…

有时，正义的天平会压倒法律确定性的考量。Digilandmall.com案的法院在本案背景下亦认识到这一点，在[81]段认可了叶宗明副教授的观点，即“担心‘弹性’衡平原则会导致不确定性并诱发诉讼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大”，并补充道：“判断何为‘衡平’并不比判断何为‘合理’更为困难。”

185 在本案中，Quoine 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传统的单方错误情形下，相关知识或推定知识通常在合同订立之时即已实际存在或不存在。因此，审查的重点在于参与合同订立的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及行为表现。然而，在由人类编程的计算机之间订立的合同这一不同情境下，上述方法显然无法适用。但何为恰当的处理方式却并不明显。法官对此问题作出了如下处理：

200 Quoine 主张，法院应当考虑若双方假定于2017年4月19日在“交易所交易大厅”会面并就相关交易达成协议时，双方可能知晓并意图的内容。据此，据我理解，其主张通过比较面对面谈判中理论上可能发生的情形与计算机界面下实际发生的情况，从而识别是否存在错误。

202 B2C2 认为，必须存在关于合同条款的错误，且作出订单的一方——即便系通过计算机作出——必须是被错误所影响的一方。仅就该条款相关的事实存在错误尚不足够。因此，B2C2 的立场是：在计算机交易情形下，对相关错误的认定与面对面交易并无不同。

203 此外，B2C2 还援引 Chwee 案（即 Digilandmall.com 案）认为，唯有订立合同时点的知识才具有相关性，并指出在深度价格机制被编程之时评估知识或推定知识的做法是错误的。

204 至于错误的性质，我无法接受 Quoine 所主张的假设性会面之说。关键并非在缺乏计算机因素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而是双方已选择以计算机作为订立交易合同的手段。他们与 Quoine 签订了平台合同，以便能够订立交易合同；而对于保证金交易者而言，则签订了保证金交易合同，用以规范其与贷款方（即本案中的 Quoine）之间的关系。因此，各方均清楚交易过程中不会有人工介入，故以假设存在人工因素时可能发生的情形为基础进行分析实属牵强。同样地，尽管 B2C2 的立场明确了错误的性质应为何种类型，但对于如何以及何时识别该错误却并未提供有效指引。

205 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我认定相关错误应为：代表计算机下达涉案订单之人对其所涉计算机被设定用于订立该订单之交易合同的条款所发生的错误。该错误须在涉案合同订立之日已经存在，但亦可能早在更早时期即已形成。至于相关错误是否确实存在，则需根据个案事实予以判定。

206 关于错误的认知方面，随着因计算机替代人类行为而引发的法律争议不断涌现，有关如何认定此类情形下当事人认知的法律规则无疑将逐步发展完善。尤其当涉案计算机具备人工智能能力、甚至可被视为拥有独立意识时，这一问题将更为突出。

210 在需要确定某一特定机器运行模式背后之意图或知识的情况下，理应考虑该机器操作者或控制者的知识或意图。就厨房搅拌机而言，这将是那些将食材放入并启动机器的人。其知识或意图与机器的运行处于同一时间。然而，在机器人或计算机交易软件的情形下，情况则并非如此。此时的知识或意图不可能来自启动机器之人，而必须来自负责使机器按其所设定方式运行之人，即程序员。显然，这一行为发生的时间必然早于相关计算机或机器人实施涉案行为之日。基于此，我驳回B2C2公司关于唯有签约时之知识方为相关知识之主张。我赞同Quoine的观点，即在评估涉案程序（或其相关部分）编写之时，应当考虑该程序之程序员的知识与意图。

211 因此，在我看来，当涉及对确定性计算机程序所实施行为之当事人心理状态进行评估时，应当考察该程序软件之程序员在编写相关程序部分时的心理状态。在本案中，该人即Boonen先生。

186 法官随后依循上述思路，首先审查了作为市场保证金交易者的Pulsar公司及Tomita先生的心理状态，继而审查了Boonen先生在编程B2C2计算机并使其投入市场交易时的心理状态。对于前者，法官着重考察了保证金交易者的心理状态，并依据Pulsar公司Tseung先生所提供的证据，认定Pulsar公司及Tomita先生均持有对该等交易至关重要的错误认知。法官对此结论作出如下说明：

227 然而，Tseung先生作证称，由于这些交易是在极不正常的价位上完成的，因此明显无效，且Pulsar公司并未将其视为有效交易。他进一步指出：“Pulsar公司从未设想平台上的任何交易可能以如此严重偏离实际市场价格的价位成交。”尽管他未说明为何持有此种信念，但其陈述并未受到交叉询问，故我认可此确系其真实持有的观点。事实上，综合全部证据后，我完全可以理解，即便已阅读协议及风险披露声明，平台上的非做市商交易者亦完全可能形成此类认知。这种认知建立在以下前提之上：平台要么始终按照预期运行；或者，若因某种原因未能如愿，则必有完善的错误识别与保护机制，以防止在此类情形下继续进行交易。

228 因此，我认可相对方确实持有该项错误认知，且该认知乃交易合同之根本性基础。

187 证据的核心在于，Pulsar公司从未设想交易会以如此偏离市场价格的方式进行，除非是由于某种极其严重的错误所致。法官表示，他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交易平台上的非做市商的交易员可能会形成这样的看法。“非做市商”这一限定值得特别说明。正如多数意见判决第[10]段所指出的，平台上约98%的相关做市活动均由Quoine公司完成；有充分理由认为，Quoine公司对相关交易的看法与Pulsar公司的Mr Tseung完全一致，并据此寻求撤销这些交易。法官之所以作出上述保留，大概是因为B2C2公司也从事了一定的做市活动，同时又发布了其“深度”买卖报价，且该报价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因非错误原因而被接受（尽管其所称的难以预料的市场事件实际上从未发生）。因此，这一保留实际上将问题重新引向核心——即B2C2公司所宣称的旨在应对完全不可预见之事件（而此类事件事实上并未发生）的意图，是否能够构成对单方错误主张的合理解释。

188 在此顺便补充一点：在我看来，庭审中为何如此聚焦于保证金交易者，却未关注Quoine公司，实属令人费解。事实上，正是Quoine公司的计算机程序负责下达相关交易指令。此外，大部分被出售的比特币并不属于Pulsar公司的资产，由此至少引发了一个疑问：Quoine公司是否有权以出售不存在的资产为由约束Pulsar公司？而Quoine公司显然并无实际权限代表Pulsar公司出售此类资产。上述要点在本案审理中并未得到充分探讨，对此我无需赘述；仅需重申的是，倘若法庭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Quoine公司的主观心态而非保证金交易者的立场上，我相信法官对Quoine公司的认定结果将与他对保证金交易者的认定相同。

189 在认定BTC供应方存在根本性错误之后，法官随即转向讨论另一面的问题，即该错误是否已为ETH兑换方B2C2所充分知悉。对此，法官指出：

229 接下来需要确定的是，Boonen先生在插入深度价格之时是否确实知晓该错误观念。为此，我再次回到前述第[118]至[125]段的事实认定。能否认定Boonen先生知道“任何交易者均未曾设想，平台上的交易会以如此严重偏离实际市场价格的价格成交”？这等同于Boonen先生当时持有的一种信念，即该价格异常到足以使任何交易者不会在非因错误的情况下以该价格达成交易。

230 这正是本案中最令我感到困扰之处，但根据上述事实认定，我得出结论：Boonen先生并非基于此种信念而插入深度价格。他预见到可能出现多种因素导致深度价格的出现，而设置这些价格的主要目的在于，在意外情况发生时保护B2C2公司。他并未排除这些价格下交易被执行的可能性。尽管他意识到其中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部分或全部可能是由于包括其本人在内的某人所犯的错误或疏漏所致，但他并未深入思考可能导致此类交易执行的具体情形。他清楚平台是一个自动化系统，因此不存在任何机会让各方事先对特定交易进行审查。鉴于本案具体情况，若要认定Boonen先生确实知晓其他交易者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平台上的交易都不会以如此严重偏离实际市场价格的价格成交”，我认为必须证明他本人亦持有此种信念，而事实表明他并未如此认知：参见前述第[123]段。

231 因此，尽管我承认相对方持有Quoine所依赖的第二种错误信念，但我并不认可Boonen先生对该信念具有实际知悉。据此，普通法上的单方错误抗辩不成立。

190 法官在[230]结尾处所提及的编号为[123]的段落内容如下：

123 因此，我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当Boonen先生配置代码时，他知晓订单簿可能出现空置的情况，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深度价格将被置于订单簿之上；但我并不认为他曾考虑过深度价格订单真正被执行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而且我不相信他曾经详细思考过这种情形发生的具体条件。这并非其设计该软件的动机所在。他并未认为深度价格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他为选择这些价格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旨在维护其系统的完整性，同时又确保价格水平不至于高到触发平台熔断机制的程度：参见上文[86]。而这一因素与任何关于Boonen先生理解交易平台仅会在价格处于或接近先前市场普遍价格时才撮合交易的主张相矛盾：参见下文[230]。

法官在[124]继续阐述：

124 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即在设计代码时，Boonen先生意识到没有任何交易者会愿意以如此价格购买ETH，除非其确实犯了错误，并因此特意将深度价格纳入考量。

191 因此，就Boonen先生而言，法官认为相关审查的关键在于：他在2016年6月及之前为B2C2公司计算机编程时，是否明知或确信——无论是在编程过程中还是在实际交易发生前——在其计算机被设定为以看似随机的时间向交易平台输出深度价格的情况下，绝不会有任何交易按照这些价格达成。鉴于法官已认定Boonen先生插入深度价格具有合理动机（Boonen先生曾解释称此举旨在应对极为罕见或难以预料的市场状况：参见判决中[113]，并引用于上文[158]），故不能认定他在编程或在实际交易发生前的任何时刻，明知或确信一旦出现按深度价格成交的交易，则必然系因错误所致，别无其他可能。

192 按照此种思路，在给予任何救济之前，必须证明以下两点之一：(a) Boonen先生凭借先知般的预见能力，预见到特定交易将在2017年4月13日夜间因某种根本性错误而以深度价格发生（显然不可能）；或(b) 他所提供的每一笔可能以深度价格达成的交易，均系由某种错误所致，亦即任何按其深度价格进行的交易只能源于某种根本性错误。法官采纳的后一种方法，因而仅从抽象和事前的角度审视问题，完全无视实际交易及其周边市场环境。这与在涉及人为干预完成的交易时适用的错误认定方式截然不同：后者首先关注的是各方当事人在具体情境下的真实心理状态。例如，若一方误将“每磅”表述为“每件”，另一方如对市场状况有所了解，则可据此判断该用词是否确属严重错误。法官的方法则遗漏了此类情形评估中通常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即——在此案中——是否存在任何极端异常的周边环境或市场状况，足以合理解释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常的价格；抑或唯一可能的结论仅为发生了某种根本性错误，从而导致对方无法理性预期或有意为之的交易。

193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单方错误之法是否应当被适用，以至于将那些通常在其适用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情形予以排除，仅仅因为当事人将其交易托付给了并无此种意识的计算机？依我之见，答案是否定的，且不应如此。法律必须适应算法程序与人工智能所构成的新时代，以促成符合理性与正义之期待的结果。诚然，计算机的引入确实伴随着风险，但我认为这些风险并不包括受制于算法合同的风险；任何知晓此事者都会立即意识到，这种结果只能是相关计算机正常运行过程中出现某种根本性错误所致。计算机乃是外包执行者，而非主宰者；在诸如本案这般非同寻常的情形下，不能认定当事人已无条件地服从其运作。我认为，基于计算机系统的明显故障，不应被赋予B2C2案所暗示的那种支配地位。

194 依我之见，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官拒绝采纳如下相关检验标准的做法：即博嫩先生或处于其地位之人若知悉实际发生的事实情形，本应知晓或相信之事。该检验标准将实际发生之情形与人在知悉相关事实时的自然反应相联系。无论是在交易当时假定存在此种知识，还是在事前进行预见性推断，结论皆相同。倘若人们当即能够察觉到发生了某种根本性错误，则理应获得救济。在此，并不存在识别此类情形的困难——在具备上述知识的情况下，客观检验标准理应且必然适用于这些情形。

195 鉴于上述[182]和[183]所述之理由，任何救济均应属衡平法性质，而非普通法性质。鉴于本案涉及计算机系统，此种处理方式尤为适当。B2C2的计算机可能已通过算法以正常价格将BTC转售给善意且支付对价的买受人。在此情形下，衡平法可拒绝撤销B2C2取得该BTC的交易。然而，Quoine存在过错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完全排除给予救济的可能性。诚然，本案中确实存在一系列本可避免的错误，有人或许认为这些错误应当成为不予救济的理由。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错误是否严重到足以使（无论最终由Pulsar、Tomita先生还是Quoine持有该批BTC）承担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并使B2C2因此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所谓“无约而得之利”？在B2C2一旦发现发生了某种根本性错误且该错误可在不对B2C2或任何第三方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予以纠正的情形下，我对此答案毫不怀疑。单方错误通常涉及过错，即便该过错仅表现为错误方未能客观地意识到其行为在相对方眼中所形成的印象。当错误已被知悉时，即使该错误归因于过错，亦不能当然凌驾于促成普通法乃至更甚于此的衡平法救济之公平交易考量之上。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Taylor v Johnson案第[13]段中曾援引并似乎认可了美国的相关立场，即：“当另一方并未实质性改变自身立场且第三人权利未受质疑时，错误系因过失或疏忽所致与否并不重要（De Paola v.City of New York (1977) 394 NYS (2d) 525, 第527–528页）。”然而，实无必要如此严苛。无论如何，平衡始终存在。就本案而言，任何理性交易者都会像B2C2一样立即识别出导致相关交易的根本性计算机系统故障，而支持撤销相关交易的考量显然超过了导致该故障的任何错误或过失。

196 此外，还应注意到，此类性质的根本性错误完全可能在计算机化交易所中发生，且无需任何过错。例如，在本案中，假设一只老鼠啃咬了连接交易平台与报价程序的电缆，或者某第三方使用机械挖掘机切断了该连接；又或者有人入侵Quoine的计算机并切断了该链接。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会面临是否应予救济的问题，而未必必然存在任何过错背景。法律必须能够以符合案件显见正义及合理交易者自然预期的方式妥善应对此类情形。

197 有人提出，包括本案在内的所有此类问题均可通过恰当拟定的商业条款加以解决。无疑确有此可能。然而，类似情形在普通法发展出各类救济原则以实现公正结果的过程中亦屡见不鲜。关于错误的法律本身即为经典例证，不当表示、胁迫、不当影响等领域的法律亦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当事人是否可通过特定协议对上述情形或本案作出一般性规制，而在于：在现有情境下，当事人是否应被视为已接受此类情形发生的风险，从而排除适用经必要调整后适用于算法时代的普通法原则？

198 法律采用一种测试方法，即在知晓特定情形的情况下，考察一个诚实且合理的交易者会如何理解，这并无任何令人惊讶之处。正如我在[179]–[181]中所指出的，合同法本身通常并非以当事人实际认为或知悉特定言辞或行为之效力为基础，而是以在所有相关情形下，他们应当被合理地视为已理解或知悉的内容为依据。

199 在侵权法与刑法领域亦存在类似的客观主义方法。以“明知或不诚实协助”这一侵权责任为例，当A违反其信托义务时，若B被指称以不诚实方式予以协助，则构成该侵权责任。然而，对于“不诚实”的认定，应根据被指控协助者所知悉的情形进行客观判断。换言之，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确定被指控协助者所知悉的内容；而在该内容确定之后，其行为之诚实与否则需依据基于上述知悉情况所应予期待并适用的客观诚实标准加以评判。参见Barlow Clowes International Ltd & Ors v Eurotrust International Ltd & Ors [2006] 1 WLR 1476；另可参见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近期作出的两项适用该测试的判决：Group Seven Ltd v Notable Services LLP [2019] EWCA Civ 614以及Simetra Global Assets Ltd v Ikon Finance Ltd [2019] EWCA Civ 1413。

此种客观主义方法同样适用于刑法领域：参见Ivey v Genting Casinos (UK) Ltd [2018] AC 391，该案表明，R v Ghosh [1982] QB 1043案中关于被告须主观上意识到其行为不诚实之裁判，在其主张被告必须主观上意识到其行为不诚实的部分，已不再具有指导意义。

200 因此，要求在知晓特定情形的前提下，考察任何合理交易者会作何思考的测试，并无任何令人惊讶、不当或难以操作之处。依我之见，此乃当前情境下恰当之处理方式。至于两台计算机于深夜所进行之未知活动是否应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应通过询问如下问题加以判断：在相关交易所内，任何合理交易者在知晓当时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之事的情况下，能否或是否会认为，在其他普遍存在的条件下，该现象并非仅仅是由于一次严重且非预期的“大型数据库故障”或具有同等效果之错误所致。鉴于B2C2公司实际上正是如此归类的，答案便显得尤为显而易见。当然，正如法官在[204]中所言，该测试涉及假设性推断；但其并非基于对若有人为因素介入时“可能”发生之事的臆测。相反，就本案而言，该测试在衡平法意义上提供了救济，因为任何合理之人，在知晓相关市场情形时，均应认识到其中存在根本性错误。在我看来，真正显得“人为”的，是法官在评估合同是否有效时所采取的方法——其并未参照合同订立之时及当时的环境，而是以Boonen先生必须事先被证明知晓，唯有在其深度价格下合同方能成立之情形系因某种根本性错误所致为前提。

此种做法排除了对计算机生成之合同在订立时即时有效性之评估，并有可能使交易者得以获取一项我认为一位正直且合理的交易者会认定为不正当之意外收益——而其本应因该收益之不合理性而选择放弃。

201 在本案中，对于任何知晓市场情形之合理交易者会作何思考这一问题，答案只能有一个。从未有任何迹象表明Boonen先生所经历之异常或难以理解之市场变动确曾发生。无论是事前假定、同时观察还是次日清晨审视，有关交易之唯一解释始终且仍然是重大错误——正如B2C2公司当即所见。

202 Boonen先生对现实世界及市场状况极为了解。法官在[102]处记录道：

… 他解释称，当时B2C2与15家交易所相连，其中部分交易所最多可交易十对货币。该平台上BTC/ETH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

至于博嫩先生在次日早晨发现隔夜交易时的心理状态，法官在[114]处记录如下：

… 博嫩先生作证称，当他首次看到这些委托已被成交时感到十分惊讶，并曾考虑可能是交易平台出现错误或B2C2系统发生故障。在确认两个系统均无明显错误后，他心想：“哇，昨晚市场上一定发生了某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博嫩先生关于“昨晚市场必定发生了某些难以置信的事情”的反应不可能持续超过一秒钟，因为其与全球十五家交易所的连接本应使他知晓并未发生此类情况。

203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上诉中，法官还遗漏了判决书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文件，而该文件恰恰揭示了博嫩先生在次日清晨得知相关交易时的真实心理状态。他在早上6点15分向Quoine公司的技术支持团队发送邮件，请求其紧急联系B2C2公司，因为他已察觉到“Quoine数据库的重大故障”。法官指出，这正是普通交易平台用户可能作出的反应，显然也是博嫩先生当时的所思所想。在我看来，本案属于任何理性交易者都应当期待一般法律提供救济的情形，正如在更为常见的错误案件中所适用的一般规则一样。

204 就所主张的“显失公平”系衡平救济之先决条件而言，我愿重申上文第[178]段所述之观点。首先，本案之主要瑕疵因素乃基于错误；其次，本案亦非以推定知悉为依据而寻求救济之情形。本案之关键并不在于B2C2是否具有推定知悉，因为推定知悉与实际知悉一样，均取决于相关交易过程中是否存在人为参与。本案所涉情形，实乃法律需创设一项适当原则，以应对如下情况：即若能事先预见相关交易之发生，或在当时存在人为参与，则显然会知晓其中存在错误；且事实上，一旦该等错误被发现，当事人亦已即时知悉。在此种新型情境下，“显失公平”不应亦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正如我在第[178]段所指出，此种情形更接近于实际知悉而非推定知悉。此外，就本案事实而言，无须进一步探讨衡平救济是否适用于这样一种（虽可能性不大）的情形：即仅能认定处于B2C2地位之当事人，在了解相关市场背景后，理应意识到该交易仅因某种根本性错误而产生。而在本案中，可以毫不迟疑地确认，B2C2实际上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获悉该交易之时即已作出此等认知。

205 在“显失公平”可能具有相关性的范围内，依我之见，在当前单方错误之背景下，商人保留其本应——且确实——在获悉相关交易系由重大错误所致时即予识别之交易利益，显然构成显失公平。此一分析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院在256593 BC有限公司案中第[26]至[28]段所作之妥当论述相一致，并与其他相关原则性表述相符，参见上文第[172]至[175]段。此外，笔者亦不妨在此援引本人在不当得利领域所作的一项判决——McDonald诉Coys of Kensington案〔2004〕EWCA Civ 47。该案中，买受人坚持保留一块价值不菲的注册号牌或标识（字母缩写为TAC 1），而该号牌并非其合同约定之标的，且在卖方过失致使其随车辆转移至买受人名下后仍保留在车上。争议焦点在于买受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其抗辩称自己并无过错，仅系作为现属己有的汽车之组成部分而取得该号牌。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就此作出唯一有理由之判决，认定买受人构成不当得利，并于第[37]段中明确指出：

从总体上看，我毫不怀疑，正义要求如下情形：某人因在履行一项约定交易时出现明显错误而获得某种利益或享有某种利益的权利，但其明知该利益并非其所议定或为之支付的对价，若该利益能够轻易返还且不致造成重大困难或损害，而其却选择保留该利益（或将其赠与第三人），而非应对方请求予以返还，则该人应当向对方返还该利益的价值。即便仅凭可实现的利益通常尚不足以构成不当得利，法律亦应将那些利益能够轻易返还的情形作为独立的不当得利类型予以承认。对于受领他人动产之人，通常须予返还或赔偿损失，且赔偿金额往往以该动产之价值为基准。然而，本案中的“标记”并非动产，且在本庭审理过程中并未有主张称该标记在任何阶段（甚至在赠与合伙人之前）均可被强制返还，亦未有主张称其未返还可引发损害赔偿责任。（下级法院曾提出关于当事人负有配合返还该标记之默示义务的指控，但法官并未采纳，且对此并无上诉。）然而，麦克唐纳先生坚持保留该标记，且并无明显途径可强制其返还，上述因素均足以促使我们从不当得利的角度对该案进行分析。麦克唐纳先生明知其并未就该标记进行过任何议价或支付；

事实上，该标记及其所生之利益均易于返还。倘若麦克唐纳先生选择继续持有该标记，则我认为完全有理由认定其因此而获益。

206 在我看来，此处同样适用类似的分析方法。衡平法将全面考察交易的各个方面。若显而易见地存在因错误所致的财产转移，那么未能秉持诚实信用原则返还该利益的行为，其不道德性可能与那些在促成该交易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之人相媲美。

207 在此种情况下，并且基于法律所要求的检验标准应如我所建议之情形，关于该等交易因单方错误而可予撤销的主张本应成立。据此，我本应准许该项上诉。